作者：工农解放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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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今天我们打算同各位一起简单谈谈农民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不足，我们也仅仅是在不久前才讨论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讨论仅起抛砖引玉的目的。如果此次讨论能够帮助同志们留意农民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人类的一切活动无非就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一定需求，而不断改造自然，进而改造人类社会本身，前者主要变现为工农业生产，后者在共产主义社会前，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
人类社会首先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脱离了社会的个人也难以改造和利用自然，因此人类的生产实践本身就和社会实践（阶级斗争）高度关联。许多时候，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实际上是被社会中生产关系相对落后导致的巨大阻力严重限制，这点在目前中国农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官方报告，“现在全国有2.3亿户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也就是说“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显然，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所谓“小农经济”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即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需求，而不为交换的经济形式。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之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基本表现为租佃制，即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土地作为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地主通过暴力手段从自耕农手中集中的）将土地出租给作为生产者的佃农进行耕作从而获得剩余价值的制度。毫无疑问，对于当时的广大被压迫农民而言，他们的核心利益就在于排除地主的干扰，进行农业生产，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成为自耕农。在中国每个封建王朝末期，农民阶级通过革命运动（最典型的莫过于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摧毁原有统治秩序，通过抢劫王朝的“宗室、勋戚、宦官、士绅、胥吏、富商等群体来维持军需，并将土地重新分配，造就大量可以作为王朝基石的小自耕农，让农民的压力得到缓解。”而到了封建王朝末期，中央皇权的相对衰落与地主阶级整体力量的增强必然使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沉重的赋税与徭役只下自耕农越来越难以维持自己的土地），从而导致新一轮农民起义。
鸦片战争以来，不列颠的大工业开始对中国的小农经济造成冲击，但是直到三大改造之前，小农经济依旧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将地主阶级彻底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土地资源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大规模耕作。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在事实上消除了小农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大农业相对小农经济，也是占据巨大优势的。如列宁所说“当然，只有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农业中的大生产才必然比小生产优越。这是第一。就是在工业中，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也决不象人们有时所想象的那样绝对，那样简单；在工业中，也只有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这在现实生活中决不是常有的），才能保证这个规律完全适用。在关系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农业中，要使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完全适用，就要受到更加严格的条件的限制。例如，考茨基非常中肯地指出，在农民地产与小地主地产交接之处发生着“量转化为质的”过程：大的农民经济“即使不在技术上，至少也在经济上胜过”小地主经济。受过科学教育的管理人员（这是大生产的主要优点之一）的薪金是小地产负担不起的，而地主本人的管理往往只是“容克式的”，而决不是科学的。第二，农业大生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具有优越性。考茨基在下面的论述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限度。这些限度在各种农业部门中以及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都各不相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考茨基决没有忽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农业部门，如蔬菜业、葡萄种植业、商业性作物种植业等等，其中的小生产，专家们认为具有竞争能力。但是同谷物生产和畜牧业等主要（entscheidenden）农业部门比起来，这些作物就只有次要的意义。此外，“就是在蔬菜业和葡萄种植业中，也已有成效相当显著的大生产了”（第115页）。因此“如果总的来谈农业，那就无须考虑小生产比大生产优越的那些部门，并且完全可以说，大生产对小生产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七十年代末的历史为我们生动地演绎了这句经典论断的后半段。
自1976年以来发生在上层建筑中的反革命政变，迫使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崩塌。刚刚篡夺了国家政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打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通过所谓“包产到户”重新复活了小农经济。虽然得益于地主阶级已经彻底灭亡，无法复活的事实、农业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中国的高度发达（“发达”不等于“先进”）的大工业渗透，当代的中国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半工业化和半商业化的小农经济。但是，小农经济终归还是小农经济，它依旧是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昂，抗风险能力差的生产方式。哪怕是在华北平原上，农民们本来可以像在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农业工人一样，操作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即从田间直接获取谷粒的大型收获机械）耗时一天轻松完成的收割任务，然而，现在却不得不由数十台机械损耗高、无法脱粒、使用不方便的小型收割机用好几天完成。
当然，从单纯的数据上看，落后的中国农业每亩能够达到214.5美元的产值，而高度工业化以及合作社化的日本农业也不过每亩产值222.4美元，但这绝不能用来论证小农经济仍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合理性，事实上正如考茨基在1899年（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农业中小生产稳固，绝对不是由于它在技术上合理，而是由于小农拼命干比雇佣工人更多的活，而同时却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后者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考茨基在一百二十五年前的分析依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农业问题。在今天，中国小农经济能够维持，相当程度上要归于小农拼命干活，而取得的报酬却很少。根据2023年发布的官方数据，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这一现象。
“（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1370元，增长4.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比上年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5123元，增长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比上年增长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7734元，增长4.9%。”
中国农民的劳动力除了被过度剥削外，也经常被浪费，这是因为，自从人民公社被强行毁灭以来，农民很难自发组织起稳定的规模化非农生产，所以，在生产力过剩后，剩余劳动力根本无法在农村内部消化，出现了忙时忙死，闲时闲死的情况。
在灌溉问题上，虽然官僚资本当局通过每年上万亿的投资已经基本解决了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问题，但是就连官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与小农生产直接接触的小水窖、小水池、小泵站、小塘坝、小水渠等设施经常面临“利用效率低、维护资金短缺、用水调度无序等问题”。若在平时，这最多也就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而在面临旱涝灾害的时候，这就会导致严重后果。例如现在河南因大旱完全不能播种的土地面积就高达323万亩，而河南的耕地总面积也不过11271.10万亩。更可怕的是，由于灌溉系统不畅，连浇水用井都需要排队，而高温干旱，所以作物种下地必须立刻浇水，因此大量农民压根不敢种粮，这无疑使得河南农民的情况更加恶化。
农民在市场上也处于弱势地位。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收集、运用市场信息的能力，难以灵活适应市场调整生产；农产品的难保存性、农业市场主体的多而分散等特点，使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小；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农民面临着更多的需求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产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正比关系；农业生产往往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积累速度慢，资金运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化、资本化、规模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中国农民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此外，根据“春过雪消”的说法“（个体农业）与合作化农业抱团取暖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只能“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提高，让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并且天灾人祸时还要被转嫁风险承担损失”。（这里的“进”指的是基础农业设备以及种子等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资料，“出”则是指的农业产品）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小农经济自然应该是在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被不断消灭的才对，但如上所述，本来已经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消失的小农又在资本主义复辟后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而在随后快速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并没有随之覆灭，相反，它却依靠着工业化带来的补助苟延残喘至今。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反哺资金一般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或合作化的农业发展。这个进程中，土地以及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本身的集中化（与封建时代不同，在工业化社会中土地越集中越好）其实是容易实现的，关键在于，那么多小农在其土地资源流转后何去何从？
在英国，这是通过血腥的羊吃人运动以及烈度惊人的内战，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单是英格兰就损失了3.7%的人口，而爱尔兰的人口更是直接被屠戮了四成多。接下来的失地农民要么是进厂打工，要么就移民北美，但以当年的运力而言，后者并非许多人的选择。而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城市已经榨干了三亿农民工的青春，并且确实在城市化进程中吸纳了将近两亿的农民，但是直到今天作为农村人口意义上的农民还有5.1亿人，作为农业劳动者意义上的农民依旧有1.77亿人，也就是说农业劳动者的规模是与产业工人数量处于同一规模的。虽然中国农业人口确实仍在减少，但在短期内，我们很难想象这五亿人中的大部分能够被直接转化为市民；考虑到连一千多万城市毕业大学生都难以找到工作，许多行业的工人35岁左右就被辞退的情况，我们更不可能相信在对劳动力大量浪费、高度剥削的现有生产关系下，仅仅靠可能已经接近尾声的城市化能够继续吸纳全部小农。
但是，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小农经济正在快速解体之中。在本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62.34%，而在去年，农业人口就只占33.84了。考虑到中国农村平均年龄高达45岁，60岁以上老人已在农村占比超20%，农村年轻人又大量进城，因为打工几年赚的钱高于务农多年的收入，这也就意味着将来必有大量土地空出；目前正在快速进行的村镇合并也从行政区划上作证了这一趋势。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接下来几十年是哪个阶级的专政，这一代小农一定是中国最后一代小农了，在他们退休后，土地一定会以某种方式集中。至于未来的土地究竟是集中在农业垄断资本的手中，还是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就靠我们这一代人的斗争来决定了。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农民未来前途的问题。显然，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不存在地主阶级，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是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的（当然了，在革命中我们必然会提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可能在形式上会与资产阶级民主有共同点，但绝不能忽略其阶级本质的分异），在1949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最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接下来的复辟其实也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倒退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绝不是说中国重新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不必说封建社会了。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有人不认可这点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列毛主义。所以，正像我们在联盟纲领和其他无数文件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未来的中国革命有且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为主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自然不应该因为历史惯性思维过度夸大农民在将来中国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甚至于将其同工人阶级放到同一地位上。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中国农民基本是自耕农）并非被地主压迫的那种典型小农，而是在经济上同一亿两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以个体工商户为主）非常类似的群体。他们在经济上都被自己掌握的那一点生产资料拴住，例如土地、店铺或是小型机器。他们也同样都通过高强度的劳动谋生（城市小资往往能够通过高度劳动获得略高于产业工人的收入，而在农村甚至连这都达不到，但是高达67.91%务农者本身就是返乡农民工，青春已然不再，很难继续进厂打工），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常被各种民间宗教、中国大众理解的佛教或是新教俘获。
当然了，既然我们没有单独将一亿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提出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也不应该将两亿农村小资产阶级单独拿出来和工人阶级并列。我们之所以称呼自己的队伍为“工农解放社”，肯定不是想模糊工人阶级在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力地位，而是想要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要同其他各个阶级的一切劳动者，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工农解放社”中的“农”字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指代两亿自耕农，更是指的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工农联合，在过去两百七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中，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与其他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的典范。因此，我们才选择“工农解放社”这个名称。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单独研究农民群众了，相反，即使是今天在思想上极为保守，受宗族和宗教（在北方，新教的影响极大）影响的农民，也时不时出现“激进上访”政府的事件，其斗争意志不容小觑。农民中的大部分，虽然现在是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过于落后，如上文所讲，他们要用超过工人的劳动时间得到低于工人的收入。所以，他们是马上要被消灭掉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也是以外出打工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大部分农民，除了支持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对于一小部分种植难以机械化的经济作物的农民，我们要研究他们的处境和立场。）当代广大农民本身具有工人背景这一点，就足以让工农联合起来了。
农民问题向来是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正在经历剧变的大国，就更为复杂了。我们希望，这次讨论能够激发各位同志关注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们会在未来，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在农业农民问题上的切实纲领路线。在我们的工人工作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有志向的同志派到其他各个劳动者阶层中去进行活动，而面对我们并不熟悉的农民，这样的调研就无比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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