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探讨学习记录
讲座提纲
以文革历史发展为线，总结和反思革命造反派经验教训。
前言
记录人按：本次学习，主讲人沿着文革大事件，为我们捋了一下历史脉络。沿着先锋队路线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我们名义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官僚代管，由此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可以说，公有制的基本矛盾就在这里，贯穿了整个历史。毛泽东敏锐的察觉到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并且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最后的较量。
正文：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吧。今天的主题是谈文革的经验教训。
大家觉得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谈还是从五一六通知开始谈？往上当然也能追溯到建国初期乃至解放前的一系列分歧，不过可能就离题太远了。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我就效仿共历，从重上井冈山谈起了。
此前在50年代初期，毛主席和刘少奇就有了一系列分歧了。包括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对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分歧，刘少奇支持新民主主义长入社会主义，合作化要在机械化之后，应当容许党员和翻身农民当富农“先富起来”。而毛主席则主张要推进农业合作化，遏止两极分化。不过，这一时期的分歧暴露的仍然不够充分明显，刘少奇在之后也迅速的认错，改换路线了。
顺带一提，在农业合作化以及进入高级社的议题上，周恩来和刘少奇一度是合作“反冒进”，意图阻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的
还有件比较重要的事是56-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运动。谈百花齐放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忽略了其社会情况，即56年的上海工潮。当时，由于城市工业企业的改造较慢，许多工人长期仍然在私营资本家企业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而改造完成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却照抄原本资本家的伎俩，忽视工人的经济诉求，使得工人感受不到自己到家做主。
这就是最明显的官僚主义的迹象。
由此，加之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毛主席希望利用党外的力量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习气，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
然而，运动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民主党派分子实际上以此为武器向社会主义进攻，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想这么做的人并不多，也就几个极右分子，排字工人甚至自发的不给他们印刷）。二是官僚主义者感到恐慌，认为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千方百计要把正常的意见打为右派的反扑。
最后，在邓小平的推进下，百花齐放运动被扭转成为反右运动，本来借党外力量来肃清官僚主义的谋划被扭转成了强化各级官僚的绝对权威（而不是正确路线的权威）。接着，本来强烈反对合作化、组织高级社的刘少奇、邓小平又装出一副“左”的样子，在各地大搞浮夸风，搞出了几个月进入共产主义、狗肉汤浇地的荒唐闹剧。[不同意见：反右派运动文革期间两报一刊从来都定性为正确的毛主席领导的打击党外资产阶级的运动。]
这里的百花齐放不涉及到文艺界问题，50年代文艺界主要是批胡风运动、批浪漫主义，但周扬自己执行的也是一条黑线，真正要扭转文艺战线是在文革了。
应当说，大跃进运动本身是群众的革命热情作用下的产物。但是，一旦涉及到执行层面，官僚机构特有的层层加码，命令主义就发挥作用，官僚主义就开始滋生，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此外，还有刘、邓集团的主动破坏，如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造反派审问下的自述就说是刘少奇指使他隐瞒河南情况，继续大搞不切实际的公共食堂，导致饥荒的惨剧。
这方面的典型人物，还有在安徽忽视具体情况，大干水利的曾希圣，在四川省级直接拦下毛主席后面反浮夸风指示的李井泉等。应该说很多干部是浮躁了，但是刘邓这种180度大转弯，以及小丑行为的转变，很难说不是真的扛着红旗反红旗。当然，事实证明，这批“左”起来，搞浮夸风最厉害的干部，也是“右”起来最厉害的干部。率先试点包产到户的，也是安徽的曾希圣。
到62年七千人大会批分田单干的时候，可以说毛主席已经初步意识到走资派的问题。
（这里没有提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这个不同观点差异比较大，且离题比较远，我就不讨论了。）
针对大跃进后许多地方出现分田单干风的问题，毛主席意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整治。分田单干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物质基础之一。
然而，社教运动执行下去却变了样，受到刘少奇支持造神的王光美制造的“桃园经验”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整得不是走资派，而是“死老虎”（即黑五类、“四类分子”这批人，基本上原来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的一些小问题被上纲上线，但当然也有真正的走资派被揭露出来。
但是，不依靠群众运动，不可能真正的批判、找到走资派；同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在基层。[不同意见：党内走资派在基层高层都有]
经过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后，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彻底失望，通过党内斗争手段清除走资派已经不可能了。由此，毛主席试图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发动群众运动。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第一枪。
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说海瑞罢官是影射打倒彭德怀，批海瑞罢官是反击彭德怀。我认为这恰恰不是重点。
这里，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吴晗抹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另一个就是吴晗宣扬百姓要等待“救世主”。批这个清官海瑞，最明显的指向是包办代替的四清工作组和党内的走资派。而当时，也只有柯庆施还活着的时候的华东局和当时还与毛主席联盟的林彪军队系统转发这篇文章。足可见各地走资派对其的抵制。
即使在毛主席表态支持后，官僚集团也还没有感受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无非像之前的任何一场文艺批判或是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被他们掌控，被他们引向他们的轨道。1966 年 2 月 4 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官僚希望把这次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彭真的举动，事实上就是想把讨论限制到学术层面的讨论，而拒绝把运动深入推向政治运动。
也是在 2 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此为基础，经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修改，经毛泽东 3 次审阅，4 月 10日经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纪要》既批判了错误的文艺创作路线，也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以来文艺界的得失，创造出样板的思想，即提出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这是和彭真的路线直接对立的。
在5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重创了一批刘邓集团的干将。5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这里要提到的是，五一六通知传达到的只是各级党委，而群众要等到一年之后才知道五一六通知的全部内容。
那么在各级党委看来，“文化革命”无非是一场57年反右的重演，革“文化人的命”，而不关他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事。
5 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法。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北大以及工作组就极力压制给党委提意见的人，直到《五一六通知》发出，聂元梓等人受到鼓舞（也正是因为她是党员，才能知道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贴出了这张大字报。
6 月 1 日，在邓拓等人被打倒，《人民日报》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层面谈文革运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评价。
这对57年以后各级党委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下的社会氛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地方党委的路线不是绝对不可置疑的，走资派的权威开始崩溃了。
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集中在学校。主要的演变路径是：学生质疑校党委的路线——校党委马上开始打击报复学生。在这里，不同地方校党委的命运可能不同。
随着刘邓开始向各级院校派出工作组，一些地方是工作组打倒了旧校党委，然后形成新的工作组为核心的独裁统治，一些地方是工作组坚决支持校党委。
不变的是压制群众运动，禁止质疑工作组，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然后在学校内部划出“左中右”，把打击走资派的大方向转为“革文化的命”和打击出身不好的学生。
这里不是说反动学术权威不该打倒，而是工作组这么做实质上是转移运动大方向，为走资派站台。
对，这就是“五十天”白色恐怖。典例有清华蒯大富被王光美迫害，很多地方的学生、老师被逼的跳楼。
但也有一批学生开始反对工作组的一言堂，即所谓的少数派，后来造反派的前身。
（不过要指出，少数派里不都是造反派）
正如刚刚有同志说过，运动初期，天不怕地不怕的反而是高干子弟们。一批高干子弟和传统的积极分子依附于工作组，一部分高干子弟、自发的工农子弟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不过，当后面运动进入到了直接批判他们的走资派爹妈，这批人也自然投入了保守派的阵营。
保皇派、造反派最早的划分，就是五十天时期的多数派、少数派，保皇派支持工作组、支持旧党委，也就是支持走资派，造反派也就是他们的对立面。
彼时，在工作组的压制下，造反派都受到残酷的迫害。这一情况要等到毛主席从杭州回到北京，严厉批判工作组才有所改观。
7 月 28 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中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8月5日，毛主席发布了著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极大的鼓舞了各地的革命群众，从此，造反派初步摆脱了被压制的命运，开始主动的扩充力量，打倒各地的当权派。同时，当时进行的大串联，使得革命思想在各地广泛传播，北京的造反派不怕各地的省市委，各地的官僚再也不能阻挡革命的洪流了。
8 月 8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终于有了系统的革命纲领。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是给群众组织的成立，以及将运动从单纯的学生运动引向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有了十六条，造反派就可以堂堂正正的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对抗工作组官办的红卫兵、文革委员会；十六条提到工矿企业、农村，使得文革运动在这些领域也得以开展。在这一阶段，许多造反派学生就意识到，要真正实现打倒走资派的目标，搞学生运动是做不到的，必须要搞工人运动。要去工厂里和工人打成一片，要把工人发动起来。
这时的工厂，也在经历学校“白色恐怖五十天”的运动，受压的工人在走入工厂的学生、以及社会上的革命氛围的影响下，也开始谋求成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
在学工结合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武汉的聂年生，促成上海工总司成立的南下学生包炮等。
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当时工厂的情况。尽管鞍钢宪法已经提出几年了，但并没有在各地得到广泛的推行。刘少奇说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实现工厂民主，实际上也是橡皮图章，大多数厂里面还是一长制，马钢宪法的一套。同时，还存在合同工、临时工，这相当于今天的劳务派遣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农民招工，但没有正式编制，不享受单位福利，工资也比正式工低。他们的革命意愿往往是很强的，可惜这一点没有被革命派很好的发动起来。
那么8月过后，运动的主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工学结合，工人造反派逐渐崛起。第二个方向是批判资反路线，也就是“五十天”的路线，要求工作组、党委销毁他们整人时汇编的黑材料。
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工总司的成立。工总司成立后，希望上海市委承认他们群众组织的地位，但曹荻秋等人故意不见，拖着工人。而如果组织得不到承认，他们随时有被打成反革命抓捕的危险。
事实上，当时国务院下发的通知就是不准工人农民成立组织的，因为他们担心工人搞文革会“破坏生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工人只好铤而走险，试图去北京寻求支持，在被上海市委拒绝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总司领导人带领工人造反派徒步前往安亭，意图拦截去北京的火车，然后搭载火车去北京告状。
关于工人造反派有没有拦停火车，拦停了多久，这个众说纷纭，工总司的领导人之一叶昌明就认为工人根本没有拦停火车，造成火车线路停摆是走资派的污蔑。
不论如何，安亭事件最终惊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派出了张春桥来解决问题。
在到达安亭之前，陈伯达实际上是让张春桥把工人劝回去，并且不能同意成立工人组织的。陈伯达和革命派的分歧在这里也许就初见端倪了。但是张春桥到现场后，激愤的工人先是围着他，讲了六个小时此前被迫害的经历。当时下着雨，工作人员给张春桥打伞，愤怒的工人直接把伞抢过来丢在地上。在听了工人造反派的意见之后，张春桥实际上自作主张，同意了工人的诉求，让工人先回上海。最终在上海，他和工人造反派一起，迫使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之后一些细节我就不讲了，我讲的太慢了）
由此，工人造反派正式站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
此前，武汉的工总、四川的工人造反兵团其实也已经成立，但也处于非法状态，安亭事件之后，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工人得到了成立自己组织的权利，工人造反派迅速崛起。相应的，走资派也扶持起保守派的工人组织，对抗工人造反派。社会日益分裂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营垒。
11月、12月，各地出现初步的武斗。
也就是造反派和保皇派组织直接的武力冲突，这里基本还是拳脚或者冷兵器。一些地方的保皇派在这一阶段就彻底垮台了，他们在初级的武斗中被造反派打垮，他们的走资派主子被揭发批判，比如湖北的职工联合会，重庆的保守派组织。一些地方的保皇派尚且坚挺。
这时，尚未失去权力的各级走资派试图通过经济主义来分化工人阶级的队伍。所谓的经济主义，也就是无限制的满足工人的各项诉求，涨工资、离城的返城，发各类补贴等。试图让工人满足经济诉求后就不再闹事。
彼时的革命派，尤其是上海的革命派是率先反对经济主义风。不过，我也看到有工人左派前辈（如心左）认为不该批经济主义的。这点也许可以讨论。总之，在经济主义被革命派抵制后，走资派就煽动保守派进行罢工，自己也停止管理职能，试图逼迫工人造反派妥协。
但是，谁说生产没了你们这些人就完蛋呢？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了上海的一切生产活动。实际上是控制了上海的产业命脉，证明了没有走资派，工人自己照样能组织生产。我觉得后来我们讲“一月革命”夺权，应该着重说工人阶级掌握了社会生产部门，而不是夺了哪个部门的印章。[不同意见：上海工人之前也没自己接管过生产组织，照样顺利接管了。工人最懂生产，只要阶级斗争搞好、团结了造反派打倒了走资派，接管生产是简单的。夺权是最重要的，走资派最在乎的就是政权，拼命也要维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
**遗憾的是，当时各地的革命派可能没有看出这一层意思，或是自身的力量没有强大到能做到这一点。**在人民日报号召全国各地夺权后，很多造反派组织还迷惑不解，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地方的夺权都是流于形式，把某个部门的印章拿过来就是夺权了。此外，很多地方的夺权非常仓促，造反派之间根本还没有达成共识，那这就势必造成了造反派之间的分裂。
这时，军队介入了文革运动。
为了促使军队支持造反派，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央提出“三支两军”，28 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像毛主席说的：“军队说是不介入，其实早就介入了”。军内走资派长期和地方党政官僚走资派呆在一起，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有些地方的省委书记还挂着军队的职务，这使得军队天然就是倾向于保守派、走资派的。
有些转向的造反派，“民运人士”认为军队支左完全错了，给了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机会。其实是想当然，在批资反路线的时候，就有很多党政官僚躲进军区避难，转移群众黑材料了。试想，夺权之后，造反派难道能容忍这一情况吗？军队能容忍造反派冲击他们吗？
让军队支左，好歹还有从上面扳回的余地。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军队眼中，是“党团员多”、“听党组织话”的保守派才是“革命左派”，而造反派是“右派翻天”。而中央的“老干部”、“老帅”，实际的一批走资派，也忍受不了中央文革推进全面夺权的行动，在怀仁堂向革命派发难，即“二月逆流”(官方后来说是“二月抗争”)。
地方上，就是军队扶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事实证明，军队走资派镇压起群众来比党政走资派还要没有底线。青海二二三事件，打死一百多造反派。各地“镇反”，动辄逮捕成千上万人。武汉的工总、四川的“兵团”、湖南的“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取缔。
军队走资派的政治策略也很高明，一些地方，保守派已经被打垮了，那就拉一派打一派。
在武汉，军队先支持“新”派，打击“钢”派（彼时两派不叫这个名字，为了方便起见，暂且用这两个比较有名的称呼），然后暗地里扶持保守派复活，成立百万雄师，提供武器给百万雄师，通过武斗屠杀造反派。
在重庆，54军支持“八一五”，镇压“反到底”，试图让八一五保守化。
在湖南，军队分化学生和工人，扶持大学生为主的“高司”，打击“湘江风雷”和其他工人组织。
之后，高司吸纳了保守派工人组织，基本上是彻底堕落成保守派了。
并且，林彪派和革命派的分化在这里也出现了。部分省份的林彪派军队支持造反派，如云南、江西。而林彪的“四大金刚”，几个最重要的帮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却基本上是仇恨造反派的。林彪的夫人叶群让中央文革宣布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黄永胜在广东大抓造反派红旗派。
这时，由于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在军队扶持下展开疯狂武斗，造反派一天死伤数十人，中央文革也逐渐发现各地风向不对，逐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4月2日，发布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制止军队乱抓人。4月6日，军委发布十条命令，强调这一点。很多地方的军队都面临认错，给造反派平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军区采取扶持百万雄师，而不是直接镇压的原因。当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时，毛主席、谢富治、王力、周恩来都到了武汉。结果，武汉军区铤而走险，独立师师部传“抓住那个游泳的人”，冲击众人住的东湖宾馆。实际上就是试图抓住毛主席，发动军事政变。当然，他们最终是抓到了王力，毛主席马上转移到了上海。
这成了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说明军内走资派对革命的容忍已经到达了极限。
此后的几个月是革命派反攻的几个月，武汉军区被改组，各地军区在压力下纷纷给造反派平反。然而，军内官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江苏的许世友、广西的韦国清，都开始部署更激进的武力镇压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这时煽动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我个人认为，周恩来和军队走资派的合力以此为契机，打倒了中央文革中最活跃的“王、关、戚”等人。当时王力是激进的反军派，不过历史证明他是个投机分子，后来转向了。关锋和戚本禹大体上还是始终忠于革命路线的。[不同意见：军队问题关键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文革是党领导下群众整党内走资派，然后党去治军，搞军内思想教育、促进军内团结、军民团结。王和关的揪军内走资派的提法的确有问题。林彪倒台后也是批林的枪指挥党，以及为了枪指挥党而推行的“以礼治军”，而不是说要通过群众运动去整军。]
此后，一些地方军队扶持保守派进行了反攻倒算，只留给了造反派象征性的席位。如广东，广西，新疆，西藏。一些地方军队拉一派打一派，最终是军队一言堂。在尚且有保守派这个共同敌人的时候，造反派大多能联合在一起，当保守派垮台之后，造反派之间又开始为了利益划分大打出手。如湖北的钢新两派，四川的八二六红成两派。
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警醒，虽然很多时候是走资派在进行分化瓦解，但正是革命派本身的派性让走资派有了可乘之机。
一些地方，造反派和革命干部得以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就变成了打击造反派的武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的政权组织机构：革命委员会，本来应该是革命干部，军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但在军队主导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往往成了橡皮图章。老干部和军人根本不让造反派参加事务工作。
这里提一下北京，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主要是学生之间在武斗，工人没有起来。面对学生之间武斗不停的情况，毛主席决定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终结武斗，这些高校的学生造反派逐渐退场了。无产阶级去占领上层建筑，当然没错，但是执行上，往往是派出保守派工人进驻造反派学校，造成血腥的冲突。武汉就是，开始工宣队还有造反派，慢慢给你换血没有了。
68-69年，除了上海的大多数地方，走资派都试图反攻倒算，“复旧”，把各级革委会恢复文革前的原班人马，驱逐造反派。
一些革命干部掌权的省份，如山东，四川，或造反派力量还比较强的地方，如湖北，造反派发起了反复旧运动，意图阻止这种复辟的趋势。但是九大之后，毛主席提倡安定团结，也就是希望造反派积蓄力量，不希望革命派处于进攻态势了。因此，反复旧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
而激进的造反派回省后，大多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进学习班，除了上海，云南等少数地方，全国几乎成了军人的一统天下。这是革命派不能接受的。
因此，尽管九大确立了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革命派和林彪派的裂痕却越来越大。
由于时间关系，略去具体细节不表，林彪派实际上开始加强夺权活动，革命派实际上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达成了暂时的同盟，来扳倒林彪派。林彪本人没有什么明确表示其倾向的言论，但他的党羽和林彪集团的行为基本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因此，经过庐山会议和批陈整风的斗争，九一三事件林彪仓惶出逃，林彪派此后逐渐覆灭，亲林彪的军队将领被清算。至于林彪集团的社会纲领，可以参见五七一工程纪要。
在林彪集团倒台后，各地被压抑的造反派开始重新恢复力量。王洪文，上海工总司的领导人作为新生力量被提拔。但同时，周恩来也开始整顿经济，恢复老党政干部，走资派的力量。
为了阻止这批党政走资派完全填补林彪系军队走资派地位，并解放各地受压的造反派，毛主席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不同意见：同上，军队问题主要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然后要加强军队的路线教育，批林批孔是要批透走资派的意识形态，消除林彪集团“以礼治军”的流毒。]
在运动前，已经有部分造反派开始活动，运动后，更是加紧运动，原本分裂的造反派，很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团结起来，矛头对准走资派。但有些地方仍被走资派分化为多股力量，如浙江。王洪文也积极活动，去往新疆，浙江等地推动批林批孔运动。但是，革命派始终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联合网络。除了王洪文直接干预的几个省份，都是各自为战，甚至武汉工人寻求支持的时候，都见不到王洪文。本来各地的斗争中磨练出的一批造反派新干部，也只有上海工总司系统的能被提拔到中央。彼时，周恩来认为林彪是极“左”，而革命派认为林彪是极右。
批林批孔，意在周公，其实没有说错，但周恩来的影响力太大，仓促之间不可能被打倒。革命派又仓促开始批走后门，引起老干部全面反弹。彼时邓小平也已经复出，此消彼长之下，批林批孔运动草草收尾。
但毕竟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一定恢复，74年十大上，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都有所增长。此后，周恩来养病，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又开始整顿，实际上就是全面复辟。在工业领域加强劳动纪律，抓刺头造反派；在文艺科教领域试图向革命派进攻，走白专路线；外交政策也偏向右倾。
这时的毛主席终于忍无可忍，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打倒了邓小平。
不过，邓小平的党籍仍然，他的亲密盟友仍在。这给了他翻身的资本。
75年末76年的批邓右倾翻案风实际上大大加强了革命派的力量，云南造反派迫使时任省委书记贾启允讲出来邓小平的黑材料：“谁骂你修正主义，就说明你搞对了”。许多地方造反派得以入党，提干，逼迫当时的省委达成让步。但是，由于文革后七年没有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也业已解散，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实际上也被削弱了。
无论如何，毛主席逝世前，革命派还暂且处于一个进攻的态势。
可是，毛主席逝世之后不到一个月，走资派就发动了怀仁堂政变，镇压了中央的革命派。
华国锋此人是被湖南造反派结合上来的，也算是文革新干部，但最后仍然是跟了走资派走。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都是显然是走资派。汪东兴此前就摇摆到林彪路线过，是个投机者，毛主席死后马上暴露出真面目，帮助策动了军事政变。
其实，按政治局常委的比例，右派（纯粹的走资派）不强，中派（投机派）和左派差不多。而论及中央委员，左派的优势就更大了。因此，正常的政治手段，走资派是无法战胜革命派的，所以他们选择了军事政变。[不同意见：不应该简单地把老干部和中派划为投机派，左派应该是团结中派去打一小撮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毛主席总结了走资派斗争的经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走资派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必然是要自己跳出来的，让他们自己暴露，然后团结95%以上的人打击他们。当时左派很多不能像毛主席一样团结大多数，是给走资派帮忙。]
而中央革命派被捕后，各地的革命派群龙无首，缺点完全爆发了出来。上海的革命派被马天水，徐景贤等干部拖累，不敢打响第一枪。而大部分造反派尚且缺乏实权，没有上海方面的动向，他们也做不了什么。缺乏和北京对抗的能力，加上群众组织多数在九大前已经解散了，革命派没有手段重新动员广大无产阶级对抗政变。云南，辽宁比较可惜，那里的军队是可以争取到的。各地革命派也缺乏相互串联起来的渠道。最终，华国峰的揭批查，邓小平的清理三种人，彻底粉碎了革命派的残余。
按华时代官方的说法，1977十一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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