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教给我们的融工组织建设办法
前言
本文章是将列宁同志的文章«怎么办：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的三到六部分进行了一个精剪和语义上下文通顺上的处理，并对列宁同志的论证逻辑进行了一定排序。同时，我会对属于我自己额外批注的、用于辅助理解的内容标为斜体，也请读者同志阅读重点不用放在到底是列宁说的还是我说的，重点放在论证逻辑上即可。
列宁同志的论证的逻辑思路如下：论证社会民主党融工的两种组织形式的区别、论证融工的两种组织形式的必要性、论证组织活动规模的问题、论证组织专业化和集中化的问题、论证组织义务培育工人革命家的问题、论证组织原则的来源和必要性、论证组织地方工作和全国工作的问题。（这些仅供大家方便带着问题阅读）
正文
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但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前者。
要注意到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是两码事，
谈及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首先应当是职业组织。列宁提出了对于这种秘密的工人群众组织的要求：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在里面的工人成员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行业工业要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是联合，不是说一定要他们加入行业工会）；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
关于第三点，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工会合法化，另一个是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
由于工会不合法制度的威胁，那么工人的行业工会在推进并实现工会合法化前，行业工会应当是由先进工人们所构成的秘密的工人群众组织来建立。
这种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
这样的先进工人们的核心组织，自然会在群众中得到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正常那种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才能使正常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并往社会民主主义所要求的政治目标发展。
总之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
而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比如说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不需要一个什么专门的收集意见的职位或其他固定形式。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行业工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
而关于融工，我们组织的建设如果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从扎扎实实、一步步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都实现不了，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工联主义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
这里所讲的是具体的组织建设,政治行动上的目的自然是支持政治主义，反对经济主义
革命家组织也一定要同这种进行一般工会所要求的经济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所以和工人组织的要求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
革命家组织的职能：(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6）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必须把自身实现为一个职业化的组织。
我们永远不可能让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所以需要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通过融工运动，使我们的革命家在工人群众组织的帮助下能够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的工作。同时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也会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
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
关于各种组织工作的活动规模与职责分配的问题。
列宁认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原注1：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到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里部分原因是他们愈来愈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了街头斗争。所以，只要现有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对士兵和军官中的宣传和鼓动，对建立属于我们党的“军事组织”给予严重注意。）
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这些人大半_因各种条件_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这只是陈述事实，无贬义），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
同时关于统一起组织工作的问题。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要知道，如果不相信自己工作的必要性，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原注2：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情报”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能够并且确实会给我们这种从个别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的身分，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分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来做好各种统一集中组织的、防止运动的分散的工作。
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
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而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应当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
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笑。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波-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11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他各种革命职能（除鼓动之外）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就是不正确的了。完全不是“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
那么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要怎么培养工人成为职业革命家呢？
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所以要明白，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
关于组织的原则问题。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由于遭到反对派批评，列宁随即在集中制前加上了“民主的”定语，称为“民主的集中制”，也就是民主集中制，但其重心为集中则是不言而喻的），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
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所以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去做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
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写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担负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工会的钱库遭到几次破产，工人才懂得，所交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茨基论议会制度和人民立法的那本书[127]，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为了“哗众取宠”而鼓吹直接的人民立法制，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可能。（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原始的”民主观点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广为流行。）
关于地方工作和全国工作的问题。
拿政治报举例，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特别少，其原因很简单：办秘密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比如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当然前提是有这十个可靠的地方组织），那就可以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家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真正为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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