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性少数与马列毛主义的讲座
提纲
一、性少数的基本问题与历史发展
- 性少数的基本问题
引入基本命题：性少数解放是否仅仅是“文化与道德”问题？ —— 讨论问题背景时，要把性少数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正如马克思主义要求分析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放在其历史条件下。
提问：性少数解放的性质究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家庭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决定，还是单纯由意识形态保守所致？
- 性少数的历史发展
古代与原始社会： 性少数现象自古存在，第三性别、跨性别的原始与古代实例（如底比斯陶器、古代文献记载）。
近代性少数身份的形成：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推动了个人身份与性少数的自觉形成。传统婚姻与家庭模式的瓦解，为性少数身份提供了“解放”可能性。
现代资本主义与父权家庭： 父权制家庭作为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细胞，对性少数群体构成根本性约束；核心家庭在劳动力再生产上的作用，以及性少数家庭对这一体制的挑战。
二、性少数运动与群众实践
案例回顾：石墙暴动等事件如何标志着性少数群体对制度性压迫的反抗；比较不同国家（例如美国、欧洲）的性少数运动参与更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斗争。队伍中的左派（激进派）与右派（妥协派）的较量，如何决定未来运动的走向。
三、意识形态的操控与伪善的“象征性权利”
资本主义国家对性少数的“承认”与“利用”：列举大企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彩虹标志、推行“友好政策”但实际内部制度未改善的现象。
阶级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收买“性少数贵族”以防运动彻底瓦解现有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分化无产阶级，通过性别议题制造分裂，削弱工人阶级的团结。
四、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
重新审视性少数问题的阶级属性：强调性少数并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偶然现象，而是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息息相关的必然产物。
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革命先驱对性少数问题的早期论述与实践启示。
五、关于性少数运动政治路线的一些初步构想：
建立专门领导机构：性少数革命委员会
组织目标：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形式，全面领导性少数解放斗争。
主要任务：
意识形态宣传： 建立酷儿马列毛主义理论；
革命实践： 组织群众、协调各种形式的抗争；
服务保障： 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医疗、法律援助等社会保障。
如何处理内部保守势力和机会主义问题：借鉴工人运动中多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加强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建设。
演讲内容
今天主要讲的是关于性少数解放的问题，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一、 性少数的基本问题与历史发展
（一）.性少数的基本问题
在20世纪初期，英国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行为。最著名的例子是数学家艾伦·图灵，他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并接受了“化学阉割”。在纳粹政权下，同性恋和跨性别者被视为“不道德”或“堕落”的象征，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虽然德国在二战后废除了纳粹时期的法律，但直到1970年代，西德才废除了禁止同性恋的法律。
1940年代晚期至1950年代早期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高潮时期，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视同性恋和共产主义为：“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威胁，而同性恋和共产主义二者与疾病和瘟疫的联系，为隔离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同性恋也被与国家安全问题挂上了钩，因性取向而被解雇的政府官员数超过了因秉持左翼或共产主义思想而被解雇的官员数。乔治·昌西注意到“同性恋的幽灵，如共产主义的幽灵一般，在冷战时期的美国上空游荡”，就像美国人对当时共产主义的看法一样，同性恋不仅不断地被称为是一种疾病，还被不断地称为是一种渗透行为。
但是问题是，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是单纯的“文化道德的保守”吗？是否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所谓的完善和进步来消除这种压迫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考察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压迫性少数的原因。必须指出，性少数群体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原因并非单纯的“思想保守”这么简单，这是遮掩真相的外衣，或者说资本主义对性少数的压迫通过这种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以父权制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性少数群体有着结构性的矛盾。
（二）.性少数的历史发展
1.古代与原始社会：
首先要指出，性少数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性少数存在的历史同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在原始文明中都曾广泛存在着“第三性别”，例如,在底比斯附近发现的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陶器碎片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类性别:男性、女性和sekhet。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冒险家也指出,在加利福尼亚原住民中,“有一类印第安男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更远的内陆,都身着女人的服装并有着女人的性格”,他们“以通奸为职业”而且“备受推崇”。在《史记·世家·魏世家》中也曾记载过跨性别的存在:“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2.近代性少数身份的形成：
但是，性少数真正拥有身份意识并作为一个自觉的群体出现却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古希腊、罗马或中世纪欧洲，虽然同性性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如古希腊的男童爱），但它们并未发展出“同性恋”这一概念。这些行为通常被视为“某种行为”，而非“某种身份”。而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性少数群体开始产生身份意识。正如《隐藏的历史》认为,当代工业社会为男人和女人创造了认同自己并以同性恋身份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我们所说的“同性恋”(从“同性恋者”的显著特征的意义上来说),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里,并不被认为是一套统一的行为,更不被认为是一套定义特定人的品质。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被卷入到社会“角色”和态度中,这些角色和态度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有关。”
事实上,是资本主义产生了现代的个性和人们基于个人欲望过亲密生活的条件,这是对曾经包办婚姻的封建教会和社会权力的历史性突破。在封建社会中，家庭不仅是生殖单位，也是生产单位，例如一直占中国古代经济统治地位的那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欧洲14世纪以后出现的庄园经济，这种封建小农经济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仅限于自己家庭周围。除此以外，还有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地主利用各种手段将农民束缚在田地里。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缺少信息交流。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晚期西欧和北美城市中心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兴起，雇佣劳动变得更加普遍，社会化大生产迅速发展，家庭与工作的分离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人们不再依赖家庭，而是依靠工资劳动谋生，这带就导致了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进入城市，在工厂或商业机构工作，不再依赖于家族土地或家族企业。工业化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使得人们不再受限于小型农村社区的道德监督，可以在更自由的环境中探索个人身份。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被视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个性和个人选择的概念得到强化。这些为LGBT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
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使得大批工人离开家庭进入城市独立生活。这使得非传统的性关系（如同性关系）在城市里更容易发展，并形成了特定的社群和亚文化。例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大城市如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出现了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社交圈。这些空间使得同性恋者可以聚集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性少数群体，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我们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性少数。
3.现代资本主义与父权家庭：
父权家庭是私有制社会的社会细胞。在父权家庭内，男子是家庭中的“资产阶级”，而女子则是家庭里的“无产阶级”。男子掌握家庭中的物质财富或者生产资料，家庭的经济来源基本依靠男子的劳动，而女子则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这便是性别分工。马克思曾指出：“分工和私有财产是相同的表述：一个表述是关于活动而确认的，另一个表述是关于活动产品而确认的。”在私有制社会里，家务劳动是私人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女子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以外，这就是说，女子在经济地位上是依附于男子的。正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同志所说：“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要进行再生产，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十分重要。尽管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极大的削弱了父权制家庭，但由于其需要大量的、不断生产的工人阶级来维持生产，所以保留了部分父权制家庭的内容，我们称之为核心家庭。尽管现在女性早已参与了社会劳动，但女性在核心家庭中的角色依旧被限定为“母亲”和“照顾者”，她们依旧需要承担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责任，这就使得资本主义体系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并不需要资本家支付成本，而是通过家庭结构将育儿负担转嫁给女性和家庭，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可以得到无成本的劳动力。性别分工为资产阶级带来了物质利益。家庭妇女并不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她的“无形”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并通过她在家庭中的角色为资产阶级带来利益，这就要求她购买食物、衣服等，做饭，维护家庭，照顾家庭，包括各种情感和心理需求，如化解丈夫因工作剥削而产生的愤怒。
因此，尽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法律上宣传“男女平等”，但在就业中依旧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同时，家庭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通过不断给无产阶级的子女后代灌输符合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的意识形态，从思想文化方面保障劳动力再生产。为了维持对其统治至关重要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形成了一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渗透到教育和文化中的截然相反的性别模式：男人要身强力壮、勇敢善战；女人要学会支持和被动。从童年开始，男孩（汽车、机械装置、枪支）和女孩（洋娃娃、缝纫工具包、游戏炉）都要接受玩具的训练，以适应他们最终在经济中的角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确保这种灌输贯穿人的一生。
而性少数的存在却挑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定家庭。性少数家庭里蕴藏着性别平等的萌芽，在男女同性恋家庭里，没有抚养后代的需要，所以同性恋婚姻里的双方都可以参与社会劳动。而且由于婚姻双方性别相同，没有生理上的差异，所以他们往往共同承担家务劳动。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隐含着对将关系建立在根据身体特征基础上的必要性的否定。当男女都认自己是平等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失去了“分而治之"的基本武器之一。所以，在同性恋家庭里不存在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情况，这就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双方不平等”的思想。并且由于性少数家庭基本没有进行生育的条件，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不需要成本的劳动力，不符合资本增值的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性少数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如今世界各国普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尖锐。中国资产阶级政府面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对女性和性少数展开了迫害，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政府试图将女性重新塑造成“生育和家庭责任的承担者”，在三孩政策出台后，政府宣传开始强调“女性生育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塑造“多子多福”、“女性天职”等观念。例如河南、湖南等地的宣传标语，如“生娃是家事，更是国事”或“妇女是民族未来的希望”，还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打压女权主义的声音，企图让女性重新回到家庭。而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开展了对性少数群体的迫害。中修在全国各地大兴所谓“戒网瘾学校”和“扭转机构”等集中营，企图用暴力的手段扭转性少数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还给性少数群体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将他们关押在精神病院中，更是企图通过社交媒体等宣传机器对性少数群体的声音进行封杀。例如2021年7月，中国各高校的LGBTQ+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体封禁，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性少数社群。2018年，广州的“同语”机构被迫关闭，而该组织曾致力于反歧视法律援助和艾滋病防治。
约翰 ·德埃米利奥在他的《资本主义和同性恋身份》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削弱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使个人有可能生活在家庭之外,并使男女同性恋身份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它需要推动男人和女人进入家庭,至少足够长的时间來繁衍后代。”
所以，性少数群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仅仅是所谓文化道德的“进步”或者“保守”，而是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威胁到了资本主义赖以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家庭，挑战了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家庭里婚姻双方不平等的制度。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对性少数的压迫绝不仅是因为他们“思想保守”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要求，是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物质利益对性少数的有意压迫。
二、性少数运动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歧视和镇压引起了性少数的自发抵抗。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位于纽约市格林尼治村，是当时的LGBTQ+社区聚集地之一。当时的美国警察经常会突袭同性恋酒吧，进行骚扰、逮捕并羞辱顾客。石墙酒吧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它是警方频繁突袭的目标。
1969年6月28日凌晨，警方再次突袭了石墙酒吧，试图抓捕在场的同性恋者。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酒吧中的顾客并未选择默默忍受，而是开始反抗。这一反抗迅速升级为暴动，酒吧外的街道上爆发了群众的抗议行动。民众不仅仅是为了抵抗警察暴行而站出来，也是为了反对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压迫和不公。这场暴动标志着美国同性恋者的反抗和自我解放运动的开始，也被视为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1970年6月28日，为纪念石墙暴动，纽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骄傲游行。
1950年代，美国针对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的法律非常严苛。在洛杉矶，如果警察发现有人穿着“与生理性别不符的衣物”，就可以逮捕他们。库珀甜甜圈店（Cooper’s Donuts）是当地跨性别者、性工作者和同性恋者常去的地方，但也常遭警察骚扰。1959年，警察试图在店内逮捕几名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但这次，店里的顾客奋起反抗，向警察投掷甜甜圈、咖啡杯、垃圾等，把警察赶出了店外。这场小规模的街头斗争虽然没有石墙暴动那样广为人知，但它是美国最早的LGBTQ+反抗警察暴行的事件之一。
除了维护自身权益以外，性少数群体还广泛参与到阶级斗争中去。例如，美国1969年的五一反战示威活动中就有一支有组织的同性恋队伍。
三、意识形态的操控与伪善的“象征性权利”
现如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部分性少数的权利，例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跨性别可以更改证件性别等等。但这可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青天大老爷大发慈悲的“恩赐”，而是性少数群体通过长时间的流血斗争得来的。例如在英国的1970年代至1990年代，跨性别者通过法律诉讼、街头抗议、社群动员等方式进行斗争。最终，在200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性别承认法》，允许跨性别者合法更改性别身份，这是欧洲最早承认跨性别者权利的法律之一。
不过，资产阶级对性少数权利的承认也不过是在一些“象征性权利”上的退让罢了。例如，每年6月，耐克、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大企业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换上彩虹标志，推出“LGBTQ+友好”产品。但他们却丝毫没有给企业内的性少数工人增加福利待遇，没有消除职场中对性少数的歧视和限制。迪士尼公开宣称支持LGBTQ+权利，但被曝光向美国佛罗里达州“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支持者提供竞选资金（该法案禁止学校讨论LGBTQ+话题）。一边声称自己支持性少数运动，一边残酷压榨和剥削性少数无产阶级。
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恢复跨性别者参军权利，宣称支持LGBTQ+群体。但美国跨性别者的贫困率高达29%（远高于普通人口），政府并未出台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跨性别者仍然面临高失业率、医疗歧视、无家可归等问题。很显然，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能否去为帝国主义战争当炮灰，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
瑞士红星党（马列毛主义）的同志们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父权制对酷儿的压迫实质是惩罚背离社会的性规范和性别角色的行为，借此捍卫以资产阶级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单位。它有多种形式：酷儿工人被解雇，酷儿青年被家人扫地出门，酷儿夫妇被逐出家门，强迫的电击疗法或基督教的“转换疗法”。一般来说，酷儿一直处于被警察镇压的危险之中，或者，在同性恋现在正式合法的国家：流氓—屠杀者的暴力、强奸和谋杀。这种镇压的作用一般不是去“转变”酷儿，而是压制他们“在壁橱里”并参与以资产阶级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所有这些形式的压迫，尤其是经济压迫，都会导致酷儿越来越贫困化，他们每天都无家可归、失业，必须转向卖淫或轻微犯罪才能生存、吸毒等等。随之而来的趋势是酷儿群众的流氓化，其作用是为“守规矩的”酷儿提供进一步的榜样，同时成为阶级和人民要普遍清算的一部分。”
面对性少数群体的反抗，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采用从前那种露骨的暴力手段了，于是“扛着彩虹旗反彩虹旗”成为了资产阶级应对性少数运动的新对策。
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篡夺性少数运动领导权的产物。一方面，资产阶级假惺惺地承认性少数的权利，另一方面在背地里通过各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击性少数运动。
在组织上，资产阶级主要是通过收买性少数运动中的“性少数贵族”、或者让资产阶级中的性少数来领导性少数运动等办法来篡夺领导权的，以阻止性少数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企图把性少数运动局限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这在历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列宁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就对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这种反革命策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使得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待遇。这些工人，不同于一般的工人，他们在经济上享有更高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往往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样的，这部分被收买的“性少数贵族”就会按照资产阶级老爷的命令来行事，制定不恰当的斗争策略、脱离广大无产阶级的斗争、仅仅提出改良主义的目标等等。
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政治正确、丑化性少数形象。例如2024年法国奥运会的开幕式，将性少数群体的形象妖魔化，在国际上对性少数的声誉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资产阶级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在广大无产阶级的心目中败坏性少数群体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对性少数产生反感和恐惧，以此分裂工人阶级。他们挑动异性恋工人去反对同性恋工人，挑动顺性别工人去反对跨性别工人，制造性别议题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转移阶级斗争的矛盾，以防止同性恋工人和异性恋工人、顺性别工人和跨性别工人形成阶级团结。这种手法在历史上也有先例，例如种族歧视问题，就是通过挑动白人工人去反对黑人工人、挑动美国工人去反对亚裔工人来达到转移阶级矛盾、让无产阶级陷入内斗和分裂的阴谋，所以，反对团结性少数无产阶级群体的人都有意无意地陷入到唯心主义和分裂主义中去了。
四、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些对性少数问题的错误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别多元化是唯心主义的。
那么，先来说说性少数到底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吧。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性少数存在的时间同人类存在的时间差不多长，前面文章已经证明了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都是存在性少数的。这里再举一个《宋史》中的跨性别例子:“宣和六年,都城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子,酵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性少数早已在古代社会中有所记载，而古代社会又只有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真的像这些先生们说的那样：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我想请你们回答一下：为什么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性少数群体开展了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为什么性少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遍遭受歧视和暴力？虽然性少数并不是“进步”的，但性少数群体却和资本主义有着不合调和的矛盾，这在上文已经论述过了。
性少数的生存状况远比性多数要恶劣的多：
“性少数的平均教育程度略低于非少数。性少数中达到大学本科教育程度的比例为49.4%,略低于非少数52.0%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性少数肄业、退学或辍学的比例高于非少数,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他们获得更高教育的机会。而且,在性少数群体之间,间性人和跨性别者因其性少数身份在学业上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大,肄业、退学或辍学的比例在20%以上。”（来自 联合国开发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数据收集期间受访样本失业率为11.87%,而同期由人社部公布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3.97%。由此可见,跨性别群体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社会普通人群的3倍。而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已完成学业受访者为8.22%,找工作感到困难的受访者为16.25%”（来自 联合国《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那么，多元性别是唯心主义的吗？很显然并不是，多元性别并不是人们随意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它和人类存在的历史差不多久远，这点我们在文章前面也已经论述过了。就算我们先不考虑性少数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止存在两种性别。例如我所熟知的天生的双性人“扶她”，既拥有男性的器官又拥有女性的器官，那么请问扶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再比如说，正常的男性通常只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而克氏症候群患者有两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患者可通常会出现一些女性化特征，如较大的乳腺发育（男性乳腺发育），以及更少的体毛。那么请问，可是症候群患者又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因此，否认多元性别才是真正的“性唯心主义”。之前网络上流传的，美帝声称一共有九十多种性别，暂时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这就是属于凭空捏造和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也是“性唯心主义”的一种。
所以，性少数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它和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它即不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就像黑皮肤也同样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一样。否认性少数的存在才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党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奥古斯特·倍倍尔是最早在公开辩论中支持同性恋权利的政治家之一，他在科学人道委员会旨在推翻德国刑事法第175条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1年以前，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政策为“将为消除并改造同性恋者而进行斗争”，这一政策于2001年被废除，此后美国革命共产党坚决支持LGBT人士维权。
菲律宾的新人民军也发表过一批声明表示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允许同性恋者参军，并表示如果革命胜利将通过立法的方式进一步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并且新人民军还在菲律宾主办了第一场同性婚姻。欧洲的一些共产党同样表态支持LGBT争取同性婚姻等权利，其中又有一些共产党更在党内有着LGBT宣传小组，如德国的共产党的“德共酷儿”小组。2019年瑞士红星苏黎世集体成立，开始为重建瑞士共产党而努力，他们发表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
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不是由他或她的性取向或者性别来决定的，而是由他或她对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来决定的。正如被监禁的秘鲁共产党员在1994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党员资格向所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和马列主义，毛主义、贡萨洛思想原则的人开放，无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
五、关于性少数运动政治路线的一些初步构想：
（一）首先，要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要有专门负责领导性少数解放运动的组织，就像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妇联一样，我们暂且称其为性少数革命委员会。
性少数革命委员会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它主要有三个作用：
一、意识形态作用：制定和宣传党的性少数政策，灌输酷儿马列毛主义，与群众中的保守思想作斗争，改造性少数群体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二、领导革命作用：负责领导性少数群体的抗议和斗争。一方面，要尽力为性少数群体争取一些有利的政策，例如医疗服务、反歧视法规等等。另一方面，要领导性少数群体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与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为推翻资本主义做努力。
三、服务救助作用：委员会要照顾到性少数群体的特殊利益，例如，给无家可归的性少数群体提供廉价住所，或者给跨性别提供一定的医疗救助。共产党人必须和群众骨肉相连，时刻把群众的苦难放在心上，正如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二）还有一个必须要特别关心的问题，如何对待群众中的保守思想？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歧视性少数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保守思想。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我们要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而不是跟在群众的自发性后面搞尾巴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要和群众里的落后保守思想作斗争，逐渐肃清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那些保守的资产阶级思想。
正如列宁所说：“工人阶级的意识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除非工人们接受了培训，能够对所有暴政、压迫、暴力和虐待事件做出反应，无论受影响的是哪个阶级，除非他们接受了培训，能够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做出反应，而不是其他。我们必须责备自已，责备自己落后于群众运动，因为我们仍然无法有组织地对所有可耻暴行进行足够广泛、引人注目和迅速的揭露。”
托尼·克里夫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中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假如站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罢工的工人是个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人，你有三个选择。你可以说“我不要和这样的人一起罢工！我要回家！那里没有种族歧视！”这就是宗派主义，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话，那你必须选择和他一起罢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简单的逃避这个问题。有人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然后你就假装没听到，并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这就是机会主义。第三种选择是你与这个人争论，反对他的种族主义，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作斗争。你和他反复争执，如果你说服了他，那很棒。但如果你没有说服他，那么当工贼们来临的时候，你仍要和他联起手来阻止工贼，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我们对待持有保守思想的工人阶级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要谨记毛主席的教导：“批评人民的缺点是必要的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保护和教育人民的全心全意的热切愿望出发。把同志当作敌人，就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政权迫害同性恋的法律，同性性行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是合法的，在这一议题上，苏俄成为当时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同性恋者仍遭受羁押，但是在俄国，男女同性恋都可以公开地和伴侣生活在一起。
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3月，斯大林在全苏联范围内，再次将同性恋刑罪化。此后任何牵涉到同性性行为的人，都将被判处三至五年徒刑。这也成为了资产阶级和托派攻击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迫害性少数群体的把柄，事关重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行为做出公正客观的回应。
同性恋刑罪化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同志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这一点已经由瑞士红星党（马列毛主义）的同志们指出来了：“性形而上学特别危险，因为除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打击，否则它可以而且将会被输入共产党和组织。性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以保卫资产阶级家庭为核心的；不是因为性形而上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父权制的（这是它的本质），而是因为无产阶级参与其中，他们的家庭受到“无产阶级实际上对家庭的缺失”的损失，而且它被视为让两个阶级存在的最好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是反对父权思想的路线斗争存在的基础。这是斯大林同志和后来的修正主义者恩维尔•雀查和鲍勃•阿瓦基安提出的论点，当时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并曾为反酷儿的立场辩护。”
“英国共产党的哈里·怀特同志，他对斯大林同志的性形而上学的批评是“反潮流”的完美表现，并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分析酷儿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苏联所面对的严峻的国际形势。美国女同性恋马列毛主义组织“洛杉矶研究小组”在其著作《科学分析同性恋问题》中指出：“但苏联的经历是特殊的，因为该国的人口刚刚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锐减，工业化进程也刚刚结束。当时，发展刚刚起步，另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问题。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鼓励增加生育的措施，如禁止堕胎和同性恋、增加离婚难度、为生育更多子女的家庭提供物质奖励等。”
但同时，该组织也提出批评，认为斯大林同志没有依靠和教育群众，犯了包办替代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对复杂而严重问题的机械处理。我们认为，党在当时采取的这些行动没有发挥群众的作用，因为它们选择的是僵硬的法律和物质、经济激励措施，而不是群众教育和说服。他们没有把问题背后的理论带给群众，而是为群众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使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满足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矛盾。”
列宁同志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所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应该有勇气直面历史上的错误，发生在苏联的事情，既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也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无奈之举，不过，犯错误并不可怕，人人都会犯错误，更重要的是要改正错误，吸取教训。
现如今全世界各地的马列毛主义政党都已经把争取性少数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菲律宾共产党在1992年的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承认建立同性关系和改变性别的权利。菲律宾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于2005年开始主持和庆祝同性恋婚姻这些做法在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仍被禁止。
讲座结束，感谢同志们
学习讨论
讨论一：是否应当设立一个性少数委员会(实际上是对主次矛盾和对分析是否合理的探讨)？
同志A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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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主讲人在斗争策略上犯了一个错误，即对我国性少数问题估计过高，将它当作一个较为主要且特殊的问题和现象，而不是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下的一个普遍而又崭新的问题，因此才会提出设立性少数委员会，但按这个逻辑去推理的话，要设立的委员会数量简直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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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性少数等一切涉及少数人权力的民主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以对抗性的形态表现出来，其被压迫也主要是这个原因，其次才是性少数问题本身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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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主讲人过分高估了性少数的反资本主义性，其反对压迫和反资本主义没有必然关系，认为此等做法是把群众的视线从阶级斗争中挪开；同时也认为主讲人过分高估了经济问题（例如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父权制对性少数问题的影响，这应该是一切被压迫群体或者平权斗争都会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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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少数平权，反对性少数利用平权运动争取特权
同志B的观点（较为简要）：
- 认为设立性少数委员会能够避免浪费性少数同志的力量，争取性少数群体权益不会造成本末倒置，因为未来造成性少数群体争取特权的的很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诱导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失位
同志C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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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少数问题和妇女问题不一样，其不主要涉及劳动力再生产，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普遍竞争和分化群众的需求而产生的上层建筑部分，这不过是把群众的私人事务变成了社会事务，因此应当建立的是统一的反歧视委员会而不是分散的各模块化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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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与婚姻关系都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性少数有关的上层建筑将完全失去实质意义
主讲人的回应（主要是对同志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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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少数解放问题是妇女问题的派生物，解放妇女同时也是在解放性少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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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少数是一个历史概念，只不过其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到压迫而出现阶级矛盾式的问题，性少数争取权利必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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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性少数解放问题，并未像西马那样只谈意识形态批判
同志D的回应：
- 是否设立性少数委员会应当理清楚多个矛盾的主次关系，不仅要在理论上思考合不合适，并且要在实践上思考合适不合适
以下为以上同志的部分讨论记录（另附其他同志的部分看法）：
同志A：
我不是太认同同志演讲的观点，我认为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革命策略。
我认为对于性少数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支持但绝不鼓励。我们支持性少数仅仅指支持性少数者不被迫害的民主诉求，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民主问题上的一般态度一样，但也仅此而已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支持一切正当的民主诉求，支持任何反对压迫的诉求，这是彻底的革命派（包括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应当做的。同志的演讲中对性少数的估计过高了，同志甚至专门制定了性少数的策略，当然详细的策略当然是很好的，对于任何群体，特别是存在被压迫现象的群体，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详尽的工作策略。但问题是同志的策略是不正确的，同志要求党有专门的领导性少数的革命委员会，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把我们的工作引向邪路，分散我们的力量和方向，在这之前，还有老人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儿童委员会、艾滋病人委员会、妓女委员会、面貌丑陋者委员会等可以成立，这些人基数远大于性少数，他们中不少人和群体也遭受在压迫和歧视，为什么不去争取他们呢？同志说要和群众的保守思想做斗争，可问题上群众还有更多严重的多的保守思想，比如自私自利、男尊奴婢、尊卑有序等等，这些不少是严重阻碍革命发展的，我们绝不应该把精力分散在这种问题上。同志还说领导性少数与资本主义做斗争，这就完全显示出同志的方法论的错误了，同志认为反对性少数压迫这种一般的资本主义民主问题竟能超越阶级界限，达到反对阶级压迫的水平。
性取向显然是社会的产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最大公无私，最没有偏见，我们同情并且尊重那些与绝大多数人的性取向不同的性少数者。但这种尊重是有一个界限的，我们不歧视他们，但绝不鼓励性少数，这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性少数者，可人类社会——也包括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需要正常的人口再生产的。不管是无产阶级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都不应该鼓励这种行为。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的这种搞法就已经表明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卑鄙和堕落，为了分化无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内部为了斗争，竟然公开鼓励起性少数了！同志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会给予性少数过多的保障甚至是鼓励，那完全错误了，我们只是比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其更多的宽容和物质保障——就像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他方面那样总是给人民更多的物质保障和民主权力一样。但我们依然打击一切宣传性少数的行为。
同志在论述资产阶级和性少数问题时也存在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同志想论证压迫性少数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没有抓住内部联系而只停留在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上
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必然压迫性少数，倒不如说是性少数等一切涉及少数人权力的民主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必然以对抗性的形态表现出来，资产阶级必然的在一切方面压迫和缩减人民的权力。而性少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被压迫也主要的并且首先的是因为上述原因，其次的原因才是性少数的问题本身的特殊性——也就是同志所说的那些损害资本家的利益、挑战父权社会等，但同志的这些论述能否成立我看也需要再商榷。社会主义只不过能够更好的处理性少数的矛盾，使其不以对抗性的形态展现，仅此而已。
（中间夹杂了很多同志讨论性别分工与性别差异问题）
主讲人回复同志A：
鼓励与不鼓励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民主党和共和党根本不关心性少数的真实情况，他们只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像在环保议题上大做文章一样
我已经谈到了，这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是分不开的，性少数解放是妇女解放问题的派生物，妇女受压迫源于私有制和父权制，自然性少数受的压迫也源于此
我在文章里谈到的是父权制家庭的问题，性少数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妇女受到的压迫用在性少数身上也同样适用，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为什么资本主义还没有实现男女平等？
我在文章里不止一次强调，性少数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并且不是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觉得性少数问题没有接触过，不了解，可以参考妇女解放问题，这是完全适用的
同志A回复主讲人：
因此，历史上，也包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说他们要鼓励性少数，或者说社会主义要支持性少数，那就是蛊惑人心，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做法，那就是让群众把视线从阶级斗争上离开。社会主义者绝不鼓励性少数，我们也不觉得争取性少数的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有必然的关系。
主讲人回复同志A：
妇女受到压迫是因为她们天生就反对资本主义吗？并不是，妇女不具有天生反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妇女的压迫依旧是资本主义维持统治必不可少的东西
同志A回复主讲人：
对妇女的压迫客观上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压迫妇女绝不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必不可少的东西。正如对少数弱势群体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但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靠压迫这些少数群体（比如性少数）来维持统治的
主讲人回复同志A：
当然不是主要依靠这些进行维持统治，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
同志A回复主讲人：
但反对对性少数的压迫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矛盾，正如反对对残疾人的压迫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必然矛盾一样。而根据同志的很多论述，会让人得出资本主义和性少数有必然矛盾。会让我们的同志高估性少数对革命的促进作用，会让我们的策略发生错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少流派和当代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就是靠混淆和颠倒这些问题去欺骗人民的。性少数压迫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的压迫弱势群体和少数人权力的极次要问题，在他们那里被颠倒为了涉及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问题。
同志E回复同志A：
性少数问题还是比较复杂，因为这种东西他是属于父权制下的异化物，而父权制又和现代资本主义深度媾和在了一起，我认为对于性少数平权的问题，应该持以具体支持，具体反对比较好
主要还有个原因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的性少数群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比较多，占总人口比较少，因此他们的问题还不足以像当今的男女性别矛盾那样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反而会把我们推向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
（中间又夹杂了平权问题）
同志A：
所谓的社会尊重就是社会理解，这要求我们在全社会公开的大力的推进对性少数的普及工作，可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大概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反宗教、反歧视妇女、开展卫生教育等等这些问题哪一个都更加重要。
社会主义，由于它保障了每一个人的劳动权，受教育权，因此也就保障了每一个人的相爱权。消除性少数歧视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无产阶级国家不应该把这个工作作为一个专门工作。
（中间夹杂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性观念对我国传统性观念冲击的根源实际上是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阐述）
同志B：
性少数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性少数组成的委员会，就像妇女组成委员会一样，就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如果性少数没有委员会，那我们是在浪费性少数同志的力量
支持性少数者权益和造成越来越多性少数没有关系，社会主义下为什么一个性多数会想变成性少数呢？又没有资本家为了利益趋势去诱骗青少年变成性少数
同志A回复同志B：
我认为这样不对，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反艾滋病歧视委员会，我们就是在浪费艾滋病同志的时间；如果没有矮子委员会，我们就是在浪费长得矮的同志的时间。之所以反对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就是因为这样提问题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因为存在被压迫现象所以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说好像很有道理，可为什呢偏偏是性少数的委员会而不是其他什么委员会呢？比性少数现象严重的多的压迫现象和不平权现象还广泛存在着，我们为什么要偏偏搞一个性少数委员会呢？我们是没有事情可做了吗？列宁就批评过蔡特金她们搞了个妓女的报纸，说我们同情并理解妓女被压迫的事实，“然而，理解这一点是一回事，把娼妓——我该怎么说呢？——组织起来，作为一支特殊的革命战斗队，为她们出版一种职业机关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难道在德国再没有产业女工可以组织，可以为她们发行一种报纸并且必须把她们吸引到你们的斗争中来吗？”列宁就是这样批评蔡特金和德国的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提出问题和策略时，不仅考虑理论的正确与否，还要考虑实践是否合适。我们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了吗？竟要去搞一个性少数委员会去专门呢争取性少数，而不是争取大量的劳动者，要知道仅仅是工人这个群体就能够成立数以千记的依行业、工作条件、地区等不同的委员会。我们至多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关于性少数的工作策略，但绝不能成立所谓的性少数委员会。除非是未来中国的情况出了什么变化，导致性少数由于特殊原因起到了一个较重要的影响或作用，比如像在美国那样，由于资产阶级的长年累月的引导而成为了社会上谁都绕不开的东西，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那么这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可在当下中国，去讨论成立这样的委员会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存在一个团体就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的团体在社会上有千万个，我们要考虑对革命的适宜性。
我不否认压迫性少数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我只是认为同志A的那些观点很牵强。A同志说：“所以，在同性恋家庭里不存在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情况，这就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双方不平等‘的思想。并且由于性少数家庭基本没有进行生育的条件，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不需要成本的劳动力，不符合资本增值的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这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挑战所谓的占统治地位的婚姻中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多大程度上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引起资产阶级的镇压，我认为是很成问题的，同志过分高估这个挑战了，这才算什么挑战。其次，同志说这导致无法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劳动力，因此造成了与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认为也很牵强，性少数本身就非常少，而且不管资产阶级压迫与否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的人口影响是很少的，资产阶级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损害了他们的人口利益也是很成问题的。
同志C：
妇女儿童的问题涉及到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就必须解决妇女儿童问题
性少数的问题和妇女儿童并不一样，即不涉及劳动力再生产，也不涉及生产。
而是同宗教、民族或者地域歧视一样的东西
因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竞争的需求和分化群众的需求而产生的上层建筑方面的部分。
在本质上，这是群众的私人事务
是资本主义让这种私人事务变成了社会事务
导致我们现在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类似性少数委员会的东西确实应该存在，但不能局限于性少数，而应当是反歧视委员会。
而到社会主义，或者说这个反歧视委员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把这种事务或者说不同重新回归到私人领域。
把这种所谓矛盾变成类似于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之争的玩意儿。
至于家庭和婚姻问题
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私有家庭关系。
资本主义的婚姻关系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附属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资料被社会全面接管的情况下
目前这种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全都不会具备什么实质意义
没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法律不叫法律
所谓同性恋婚姻合法性的追求也完全没有必要
同志A回复主讲人：
我认为同志的整个论述中，过分的高估了经济的作用，有些强行的把这些和经济结合在一起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确实创造了性少数被压迫的土壤罢了，但对于性少数的压迫在很多方面不能仅仅从其直接的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去寻找，而是要到整个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去寻找，而是要把性少数压迫和残疾人压迫等等作为资本主义压迫少数人和缩减民主这种一般的问题中去寻找原因。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直接损害了资产阶级的人口利益或者所谓挑战了父权制，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一切被压迫群体或者少数人的平权斗争都和资本主义残破不堪的民主制度相对立，应该首先归结到这个一般问题上。
试图把反性少数压迫强行解释为反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以及损害资本主义利益，那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我不否认性少数反压迫的行为确实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也多少构成了对父权制的挑战。但我认为不能高估者些方面。
这些不是主要的。少数人争取权力和民主——这才是主要的，这才是引起资产阶级仇视的主要原因。
试图把反性少数压迫强行解释为反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以及损害资本主义利益，那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比如性少数确实多少违背了父权制的一般情况，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将其解释为对父权制的挑战，并且无限的扩大这个挑战；性少数也确实会多少导致少生一些人口，但其对资本主义人口几乎构不成什么影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高估这个影响，强行把这个和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我不是说同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说同志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同志的演讲中贯穿了阶级斗争的精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只是我认为同志在这个理论问题上可能是受到了西马或者其他不穿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影响，我认为不太有说服力。
主讲人回复同志A：
西马是唯心主义的，大多都只谈意识形态批判，我恰好他们相反，我谈的是经济基础，那种不从经济基础探讨某一社会现象的才是唯心主义，至于科学与否，我在文章里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可以回顾一下文章
同志A回复主讲人：
西马不是不谈经济基础，而是夸大或缩小某个事物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这样也是唯心主义的，而同志夸大了性少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损害以及对父权制的挑战。
同志D：
所以要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分析上，理清现实矛盾中多个矛盾之间的主次关系，再来判断该不该做。列宁的例子很合适。这个那个的委员会要不要成立，光理论上合适是不够的，还要看实践上合不合适
同志B回复同志A：
从经济上考虑是正确的，不过不能只说劳动力的问题，还应该加上继承制的问题。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父权制主要是为了维护占有生产资料的男性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后代，为了确保女性做仅为己用的生育工具，所以一夫一妻制是对女性严格实行而对男性宽松实行的。而性少数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的反叛，是对男女分工的反叛。
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是被培养成产业继承人的，女性是被培养成生育工具的，而性少数打破了这种分工，资本家不愿意自己本来要培养成产业继承人的后代变成性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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