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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人才子女优待政策看资产阶级的教育垄断

距离6月的中考越来越近,长沙市政府出台的《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以下简称《政策》)在民间引起热议,作者想通过本文从马列毛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一窥按资分配下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

以下为《政策》的核心内容:
1.优待范围
A类(国际顶尖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等,其子女可在市属中小学、幼儿园任选就读。
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如茅盾文学奖得主等,子女享有教育优待同A类。
C类(省市级领军人才):如金话筒奖得主等,子女享有类似优待。
D类(高级人才):年薪50万元以上的重点产业高级管理和研发人才,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可“相对就近”统筹入学。
2.中考改革重点
自2025年起,高层次人才子女中考录取实行“单列计划”,不纳入普通统招民额,且需参加中考,但录取时结合成绩和政策安排。
3.人才认定现状
根据2025年三月公示的第42批高层次人才名单,94人中D类人才占81人(86%),凸显政策实际受益群体以高收入产业人才为主。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必须通过阶级分析法来看问题。但是,阶级分析法,应该是怎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中修有本质的矛盾。

中修叫兽认为,“从根本上说,判断一个阶级是不是无产阶级,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劳动者,不能简单地以财产的多寡做标准,最重要的是财富的来源。所谓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注:是没有生产资料,而不是说没有生活资料),单纯靠出卖劳动获得生活资料,而不是通过某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阶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需要强调的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不同的,通过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即便再多,也属于无产阶级。比方说,你家里有一千万元,都是劳动得来的,那你是无产阶级;你家里只有一百万元,是贪污得来的,那你是贪污“阶级”;你家里只有十万元,偷来的,那你是小偷“阶级”。所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的注释中说:“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要是我们用传统的(也就是中修的)“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判断的话,“高层次人才”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会被划为脑力无产阶级,官员也没有生产资料,也是“无产阶级”,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弄清下面两个问题:当今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般是怎样的?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怎样的?

在当今这个帝国主义彻底腐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彻底金融资本主义化,就是说,那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都不是靠科学发明,或兴办工业发家,而是靠控制股票等金融手段发家。许多资产阶级出生便是资产阶级子女。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由大型的财阀所掌握,政府要员多为资本家及其家人等。在那里,资本同权力结合在一起,资本起支配作用,权力为资本服务。

而在中国,事情恰好相反。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从经济上消灭了。而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走资派(例如邓小平等搞复辟的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攫取自己的暴利,而这一暴利,来源于无产阶级创造的,本来应当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剩余价值。不过,他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苏联式的复辟手段。他们认为这样来钱太慢了。为了捞更多的钱,他们打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干这一勾当的同时,让他们的家人等,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疯狂地以极低的价格并购国有资产,进行倒买倒卖,又捞了一大批企业和难以想像的钱。利用这一资本和中国今日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他们掌握的权力,他们让自己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里,权力同资本融合,权力起主导作用,资本从权力中产生。失去权力,就失去资本。这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钱移往国外,并在国外为自己留后路的真正原因。

列宁曾给出阶级科学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所谓高层次人才,即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的资本社会里,往往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学术打手。以大学教授为例,其基本工资来源于政府所收的税,即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其所申请的科学专利售卖给企业所获得的报酬也是企业主从工人身上获取的剩余价值。他们依附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他们著书立说。这种“高层次人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下属,应该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其在阶级社会里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垄断优质教育资源以巩固自身地位。原本就具有财富优势、享有物质上的教育特权的资产阶级子女还要借助《政策》以“人才”之名将阶级特权合法化;学校再向无产阶级子女灌输“个人奋斗”“优胜劣汰”等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将分配不平等归结到“自己不够努力”上,掩盖阶级矛盾。到头来,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学破头也比不上既有物质特权又有政策特权的资产阶级子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在教育领域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逻辑笼罩着一切事物。教育原本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却被明码标价成了资本增值的附庸。官僚资产阶级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在地方经济竞争中取得政绩,将教育优待作为吸纳人才的“交易筹码”附赠出去,以教育的公平性换取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将教育异化为了价值增值的工具。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D类人才认定标准中以年薪50万元为门槛,鲜明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按财富瓜分教育资源的嘴脸。“老子赚钱多就是人才,你赚钱少你就是废物”——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状。广大工农子女上了几年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之后,只能去当工人、农民、服务人员,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成为廉价劳动力而特权阶层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自不断往上爬,从事“专家”、“领导”的“高贵”工作,世袭父母的统治地位,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正如昨天苏修的教育被一小撮特权阶层及其子女所垄断,广大工农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苏修叛徒集团极力标榜“全民教育”、“教育平等”,也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一样,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丑陋的真面目在不断展现,许多群众也开始认识到中特决不是其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为市场经济、为资产阶级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中修资产阶级反动教育实行利益挂帅,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则讲究政治挂帅,真正为工农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1966年,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考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工农兵大学的建立。这不仅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伟大探索,更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首个真正为多数人服务的教育制度。工农兵大学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讲,使学校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垄断,学术领域第一次被无产阶级所掌握,劳动人民的孩子——工农兵成为了学校的主人。同时,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下中农中去,为劳动人民办学,真正平均了教育资源的分配。

此次长沙的改革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生产过剩危机的逼近,类似政策必然会在各个省市,甚至各个领域出现。资产阶级在垄断教育资源的同时也不断产生出了促使其灭亡的因素——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教育压迫越大,其蕴藏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大。马列毛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深入到工厂里去,把群众对旧制度的仇恨转化为自觉的阶级意识,释放出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一条条筋肉的拳头推翻中修的统治,彻底砸碎这吃人的反动教育,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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