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历史。
改革开放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欣欣向荣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一场混乱的灾难，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攫取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所创造的一切财富。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人通过这场混乱大捞一笔，成为了民营（新）资产阶级。他们所攫取的财富，为他们创造了天堂，同时也将工人阶级赶入苦难的地狱。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堕入无尽的深渊。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工人的权力被剥夺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白色恐怖。不断加深的剥削程度，使工人阶级不敢言而敢怒。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农民阶级陷入苦难的泥潭。资本主义的复辟，使原本不断缩小的工农业剪刀差重新拉大。农民无法养活自己，只能进入工厂打工。承包制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中国的的农业正通过农民的血泪向资本主义农业迈进。
下面我们将谈谈改革开放的历程。
-
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原因
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从高处落下的人不受自己的想法支配，而受重力的支配一样。但是，历史规律却是一个合力，这个合力是由一个个偶然事件的力所组成的合力。偶然的事件，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造成历史的飞跃或倒退，但绝不会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有其历史背景。
-
中国革命的背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很大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旧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而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致的。因此，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派混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内部。事实上他们只承认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而并没有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的理想。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讲的那样，“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革命无产者应当“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谈到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分两类：一种是进步的，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而斗争。一种是反动的，他们为了在革命后大捞一把而斗争。这两类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转化成为其他派别。例如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部分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不自觉地成为了走资派。而他们在经过思想上，实践上的改造后，很多都从不自觉的走资派转变为革命派。但是，人的思想是受社会条件支配的，人的思想一经形成，如果不受到现实的社会环境影响，便难以改变。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工农群众被资本主义抹杀阶级斗争，宣扬拜金主义的文艺作品所影响，便形成崇拜金钱（如追星现象，只是因为戏子拥有资本，故追星者才趋之若鹜）的思想。而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必须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在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中，才能得以改变。革命是人民的节日，是盛大的节日。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进程。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对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革命必然触犯了反动的一类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因而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反右”“整风”等一系列运动，都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阻力而草草结束。
196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进攻，以及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复辟活动，达到顶峰。与此同时，苏联变修。国内外的形势，使毛泽东为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清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攻倒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其发动伊始，就遭到了来自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右派的反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称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走资派占据上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光辉典范。但是，当时革命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正如黑《人民日报》在1977年3月14日的所谓揭发“王张江姚”的黑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所供认的那样，“王张江姚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且说：这个资产阶级是由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所谓民主派组成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一个规律。”而在黑《重庆日报》1977年8月19日的《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文章上，赫然写着“张春桥狂叫：“军队靠不住，军队最危险”，“假如军队把枪掉过来，那怎么办！”王洪文叫嚷“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他们最怕“老干部治军”，竭立鼓吹“揪军内资产阶级”，“抓带红五星的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的领导干部。同时，他们又把黑手伸向民兵组织，王洪文在上海搞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建立他们所谓的“第二武装"，妄图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政法机关，制造解放军和民兵的对立，篡夺军权。我市紧跟他们的那几个人，搞什么“重上井冈山”，“坚持持久战”，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在一次黑会上猖狂叫嚣，“有本事的就打进北京，谁先打进去，谁就当皇帝”。他们把黑手伸向国防工厂，为“夺取枪杆子”作准备，公然煽动说：“需要时可以到xx厂去拿枪”。在有的工厂，少数坏家伙还在那里按照王洪文的模子，搞什么“武装民兵”、“执勤队"、“敢死队”，迫害干部，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
这说明，革命派的实际力量仍然不够强大，多数革命派很晚才参加革命，他们是一代新人，而较早参加革命的人中，建国后做干部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文革后的所谓揭发材料中造反派所言，老中青三结合，实际上是老中造三结合。
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背景，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的相对强大与革命派力量的相对弱小。
-
走资派的经济基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之所以能成功，需要到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中寻找。
旧中国的工业极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不发展，封建制度在中国极为普遍。这使得新中国在建国时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使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在6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并不完善，农业虽然实现了集体化，但是生产方式落后，机械化不多。世界银行材料反映，直到1976年，中国人口的18%左右在城市，而82%左右在农村。而中国的工业化占GDP的比例，在1976年为45%左右。而1976年农村工业产值为272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产值为2988.6亿元。农村工业占经济总量的9%左右。这说明，在1976年，农村经济依然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而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依然很大。
中国1960-1970年代的农业不发达，使得虽然农业上实现了集体化，但是，农村仍然残余了大量的小私有制生产关系。而这些小私有制生产关系，就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正如列宁所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生产关系，正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
同时，正如张春桥同志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所讲的那样，“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60-1970年代远未达到共产主义因素压倒性地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程度。商品制度，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货币制度等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仍有严重的残余。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因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即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资产阶级法权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仍然有严重的残余，这一切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
历史的偶然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有其经济基础，但是，有复辟的经济基础不代表社会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倒退。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条路线——资本主义路线同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和走资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执行着怎样的路线。所以，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但是，力量强大的一方并不一定能赢得斗争的胜利，复辟活动需要用反革命暴力推翻革命政权，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都是通过军权，使用强力，推翻红色政权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胜利，完全是反对历史趋势的偶然事件，是反动的历史倒退。而造成这一偶然事件的人——华国锋，是历史罪人。
偶然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人是能够主动地改变世界的，也就是说，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主动改变世界，就能够主动地制造出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
华国锋集团，在1976年10月6日，阴谋政变逮捕中央革命派主要成员。并在全国对革命派进行屠杀。革命派并没有准备，且失去领导，最终被镇压。
华国锋的一生，是小丑的一生。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自从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政变，中央革命派被逮捕以来，就已经开始了。
根据修正主义者的调查材料，我们可以看到，1976年10月，中国的革命派已经作好了和走资派决战的准备。然而，在1976年10月6日，小丑华国锋联合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在怀仁堂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中央革命派主要成员（“四人帮”），颠覆了社会主义中国。华国锋这个跳梁小丑，因一已私欲，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了黑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使中国人民滑入了苦难的深渊，世界革命人民失去坚强的靠山。华国锋这个历史罪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无能的罪人华国锋
华国锋与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在1976到1978年三年时间里，在经济上可谓毫无建树，吃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老本，搞的是毫无规划的瞎干。投机者华国锋是通过阴谋手段，以邓小平反革命集团为靠山上的台。他的靠山决定了他只是一枚可有可无棋子，一旦他不按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的旨意行事，他就会被抛弃。
-
计划经济破坏后的“十年规划”
1975年，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炮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即“三项指示”。这三项指示，贯穿着一条资本主义路线。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又炮制了一个《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在讨论时就被中央的革命派批判，因而并未通过。
1976年，小丑华国锋和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又把这个草案拿出来，加以修改，使之更适合复辟的需要，并作为经济方针加以运用。
复辟的道路，是造成中国生产力倒退，人民陷入苦难的道路。这一点，从复辟伊始，就得到了反映。
现行的中修官方读物，《邓小平时代》一书是这样评价“十年规划”的：一方面，“十年规划”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困难，造成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紧张；另一方面，从十几年以后来看，“十年规划”中的多数项目已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如宝钢、贵州铝厂、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吉林化学公司等。当年引进的那些化肥厂，正在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化肥厂，今天的化肥供应一定会更加紧张。
多么狡诈的说辞，简直是给自己的无能刷上了来自过去的金漆。
“十年规划”的随意高指标投资，在中国引发了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首次通货膨胀。中修材料这样供认：
“198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7.5%，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次通货膨胀。此前，由于"洋跃进"的影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情况，只是到1980年才最终反映到物价水平上。这次过热和以前传统体制下的历次过热一样，直接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投资膨胀，居民消费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对这次过热的治理早在1979年就提上议程，反映在当年4月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但由于各方认识不一，直到1981年才得以有效进行（刘树成，2005：237一238）。治理手法主要还是利用行政命令：压缩基建规模、减少财政支出、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吴敬琏，2004：353）。此后，价格水平回落，1981-198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均保持在2％左右。”
-
为反革命学说平反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一方面是要通过这场讨论将华国锋赶下台，另一方面是强行统一思想，清除异已。
1977年2月，以于光远为代表的一批反动学者进行了一场“学术大讨论”，排除了异已分子，把“唯生产力论”确立为正确的理论。
1978年春，邓修集团为了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按劳分配讨论会”上，提出“按劳分配不是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之后，邓修集团将按劳分配写进了1978年宪法。
1977年12月，邓修集团为商品经济翻了案，在国务院为准备第二年召开的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而发出的通知上说，“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同时，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在经济界的反动文人，进行了“反对文化大革命中限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反攻倒算，为邓修集团的复辟制造出“理论基础”。
1977年夏，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又重新确立了“利润挂帅”原则。即所谓“明确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并将“利润挂帅”原则说成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
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复辟是旧时落后统治阶级推翻进步统治阶级的行动。复辟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因而必然使用强力，以暂时扭转历史的前进，故其必定是暴力行动。
落后阶级总是咒骂进步阶级，说他们太暴力。
落后阶级永远不敢承认自己的暴力，却要“道貌岸然”地指责进步阶级的暴力。
共产主义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一批人，从来都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我们明白，暴力是新世界的助产婆，为了实现没有暴力的社会，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我们公开地宣告：
红色恐怖万岁！
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在小丑华国锋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后，开始了对革命派的反攻倒算，即“揭批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运动和清查“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场运动，完全是邓小平反革命集团针对革命派的反攻倒算。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明证：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大意）。由此，这批高干子弟便一直被包庇了下来。即便在发动这场运动的讲话里，邓小平也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同上）——换句话说：即便走资派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以“红卫兵”的模样出现，迫害无辜，指挥逼供信，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有关系，只要用轻轻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
修正主义在一张1984年的报纸上赫然写着：
““三种人”是“文革”的产物。从这个意义说，他们的罪行，确实离不开“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三种人”并不是“文革”的“随大溜”者，他们是在“文革”中推波助澜的“乱世英雄”。他们参加“文革”是怀着私心、野心，真刀真枪、死心塌地造反的，干坏事有发挥、有创造，破坏性极大。而且，这些人往往是“十年一贯制”的“死硬派”，有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坚持极左的一套，明里暗里同党、同人民对着干。”
在修正主义全面复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今日中国，“打入党内改造党”，“党内健康力量在发展”等等可耻的鬼话，无疑在文革后的白色恐怖中，就已经破产了。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就靠我们自己！
-
农村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
邓小平反革命集团上台后，拉开了全面复辟的序幕，全面复辟是从农村的集体经济开始的。
1976年的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但是，根据今天中修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口70%左右在农村地区。中国的历史原因，导致了很多农村地区的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群众觉悟不高。农村成为资本主义的复辟的沃土。
修正主义的改革开放信息库是这样评论农村改革的：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
这段话揭露了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枪，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小岗村是一个怎样的村子，为什么那里的农民要分田单干呢？
中修教科书有一段经典的对小岗村改革前的描述：
““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往日的懒散、抑郁、无望的情绪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社员们争分夺秒地辛勤劳作。人们开玩笑说，以前是打铃很久也不肯出工干活，现在是天黑了大家还在地里不肯回家。”
我们会发现，小岗村“以前是打铃很久也不肯出工干活”。难怪小岗村闹饥荒。这分明是头脑中残留的“私”字在作怪，分明是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彻底清除的后果！
新中国的三大改造是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并不可能一下子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但人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转到社会主义观念上来，这限制了人们行动的进步。
社会主义会用其他先进公社的榜样，让小岗村明白，只有破除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字的束缚，才能打破饥荒的诅咒，才能让每个村民生活天天向上，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而资本主义却告诉小岗村：只有分田单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才能使农民拥有积极性。只有人人为自己，才能吃饱喝好。
邓修集团走资本主义路线，宣扬一套唯心的“私有制思想提高积极性”。他们在私有观念残余深重的小岗村试点分田单干，并将此作为经验宣传，以此作为他们的复辟行动的突破口。
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的复辟行径不得人心，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有良知的人都反对邓修集团的包产到户等复辟勾当。陕北一位老红军向中央写信，反对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农村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央会议上，“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受到反对，很多人说“这个问题关乎晚节，绝不能让步”。
但是，邓小平反革命集团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干起“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勾当，将坚持农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调离工作岗位，甚至扣上“帮派分子”（革命派）的帽子。伴随着全国的白色恐怖，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终于使农业走上了资本主义路线。
下面这个中修的供认，是这一点的生动反映：
1980年5月31日，正当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受到讨伐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
一次，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万里对陈云同志说， 我那里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陈云同志合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万里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 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
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撕开了一个裂口。邓小平反革命集团正是通过这个缺口，来推进资本主义彻底复辟的。
包产到户让农民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好日子是建立在农民按市场经济自由种地，自由出售农产品，而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工业产品却按计划经济定价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农民因为自己的不觉悟，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他们的不觉悟，导致了他们在九十年代时遭受到了深重的苦难。
-
私营个体工商业为市场化铺路
修正主义官方聒不知耻地供认，“从本质上看，改革开放就是逐步认识、承认、确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基础性地位的过程，也是逐步认识、承认、培育、确立和保护民营经济市场地位和功能的过程。”（2012年的供述，后来被习近平修改为“决定性地位”）“改革开放创造了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奇迹，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也进一步助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二者相伴相生、共生共荣。”
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开市场缺口，以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市场牟取暴利的目的。官僚资产阶级之所以培养一个民营资产阶级，绝不是为了使无产阶级真正实现阶级跃升。他们培养民营资产阶级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手段，利用民营资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为自己牟取巨额利润。今天他们的一些被公布的手段，任何一部贪污电影与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个阶级，代替他们直接压榨无产阶级，而他们既可以转移矛盾，又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坐收渔翁之利。根据中修数据，中国70%的劳动者都在私营企业中，官僚资产阶级正在实行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成为一个最腐朽的金融资本食利者阶级。而民营资产阶级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培养的一批寄生奴才。他们同官僚资产阶级在利益上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最不彻底，对付无产阶级却十分坚决。
修正主义集团对私营经济采取了渐进式的承认，我们摘录中修的一段供认：
“第一阶段：从“不承认、不允许”到“看一看、等一等”，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消极限制到允许存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底，党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静观其发展，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基本政策，即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消极限制到允许存在。
二、第二阶段：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基本上单一鼓励到鼓励与管理引导相结合
1987年到1991年，我国的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逐步加深，提出了“补充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基本上单一鼓励到鼓励与管理引导相结合。
三、第三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1992年至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突破和创新，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也更加深刻，逐步形成了“组成部分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四、第四阶段：提出“平等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方针”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党提出“毫不动摇”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十六大报告明确表示“允许私营企业主优秀分子入党”，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政策和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和成熟，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形成“平等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方针”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讨论了民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结合中修的供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民营资产阶级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补充的奴才地位。
-
企业的放权，掠夺的成全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
中修教科书是这样概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
在1979年，国务院制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向全国推广企业改革试点。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允许企业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余，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二是企业盈利后，除了上交国家可以留一部分归自己。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我们看到，这两条完全恢复了利润挂帅的原则。“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也就是说，企业盈利了就多发工资，企业亏损了就少发工资。复辟的事实证明，企业盈利，工资上涨少，企业亏损，工资却下降快。
中修教科书是这样描述复辟的发展的：
到1980年6月，扩权试点企业已发展到6600多个，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产量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1981年5月20日，国家经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将扩权探索规范化、制度化。
随着企业扩权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革新也愈发显得急迫。能不能在原有放权让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呢？
1984年3月22日，在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厂长经理们向省委领导要五条权力：副厂长以下干部任免权；破除干部“终身制”和“铁交椅”；企业有权支配使用奖励基金；准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开展自销和协作；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8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厂长（经理）负责制作了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部至今还影响着未经改制的国有独资企业的法律，相当大地强化了厂长（经理）的权利和责任。法律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负全面责任。这部法律也对党委和职工的民主管理作了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工会代表维护职工利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群厂长要“松绑”，实质上是要恢复一长制。
工人阶级的权利一经被剥夺，党内资产阶级就要夺取工人创造的一切。他们从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内资产阶级，变成了实际上榨取工人血汗，并将所得装入腰包的官僚资产阶级。
而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实施一长制。
-
价格双轨制
复辟正在全国深入进行。“价格双轨制”是资本主义复辟深入进行时的一项政策。
“价格双轨制”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新在中国产生，官僚资产阶级好凭借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市场盈利。“价格双轨制”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重新出现。“价格双轨制”是一场混乱的抢劫，给中国的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价格双轨制”中出现的“官倒”，是官僚资产阶级抢劫人民创造的财产的狂欢。“官倒”使官僚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使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一切，为“六四”运动的烈火，准备了干柴。
-
破坏计划经济后的混乱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被修正主义集团践踏后，修正主义集团所推行的一套利润挂帅的经济原则，不久就被经济混乱的事实所检验其是失败的。利润挂帅产生的混乱，恰为官僚资产阶级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复辟行径提供了借口。官僚资产阶级趁机倒打一耙，将经济上的混乱全部栽赃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头上，并由此得到应当恢复市场经济的结论。终于是为复辟之事找到了复辟之是。
中修材料供述：
第一，企业待遇不公。“放权让利”要求核算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而长期僵化的计划价格早已偏离合理标准，企业提留利润时苦乐不均，产生很多抱怨。举例说，1978年国营天津印染厂工人的人均积累（利润加税收）是1.82万多元，同属一工业局的天津四新纱厂只有3638元；天津轧钢行业工人的人均利润是8559元，而与之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只有412.6元；全国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9%……这样悬殊的利润，使工人待遇出现差距，这种差距是国家对各种产品定价造成的。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受利润考核影响，定价高的产品有企业积极生产，定价低的产品则没人生产，导致过剩与短缺并存。总体而言，加工工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能源、原材料工业。数据显示：1979年，绝大部分能源、原材料行业的资金利润率都不超过5%，而加工工业的利润率都在38%以上，其中手表行业利润率高达61.1%，煤炭几乎全行业亏损。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定价不合理。结果是，加工业产品相对过剩，原材料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当时前者被称为“长线”，后者被称为“短线”，如何“取长补短”成为政府长期头疼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三，经济秩序混乱。企业自主权扩大后，可以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乡镇企业和个体户出现，催生了大量自由交易；计划经济体系因此遭到冲击。由于乡镇企业不受计划控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定生产，但它没有能源、原材料，只能通过高价甚至贿赂从国有企业获得，出现了所谓“争原料”、“以小挤大”等问题。而在国有体系中，企业也奉行“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原则。上游企业会把稀缺原材料拿到黑市上销售，尽量减少和不履行计划指标，下游企业则会虚报对投入品的计划需求，甚至把稀缺物资指标用于倒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计划与实际不符、计划与计划脱节、计划与交易冲突的混乱局面。
第四，财政补贴紧张。在原有计划经济体系中，政府承担着几类价格补贴。首先是国有企业——譬如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定价过低；外贸出口企业，为换取外汇必须亏损；产品滞销的企业，收入无法兑现。它们生产得越多，政府补贴越多。其次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品，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也必须承担补贴。1979年之后，由于农产品产量剧增，工业规模也在扩大，政府在这些方面支付的补贴越来越多，日渐难以为继。
所有这些问题和乱象，都指向一个根源：价格不合理。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从1979年到1984年间多次调整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价格，并于1981年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由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调集优秀专家，试图用计算机程序和投入产出理论计算出一套全面合理的价格体系。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直到1985年5月价格研究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理的价格”依然没有计算出来。
修正主义集团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了复辟市场经济，使自己大捞一笔。
-
双轨制的实施
中修文章说：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确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和企业自销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的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行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1985年1月取消了20%的限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作为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被肯定并广泛推广。”
也就是说，同一种商品在国家的计划经济指标内有一种固定价格，在计划经济指标外有另外一种依照市场供需机制自由调节的价格。
中修材料供认：
改革方向应该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的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将计划额度固定下来不再扩大，全部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即承认计划外产品交易价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
双轨制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彻底复辟的前奏。
-
官倒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以人民的苦难为地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养肥了一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在“价格双轨制”施行后，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前掌握市场信息，亲自或让和自己亲近的人进行倒买倒卖活动，即“官倒”。这样，不仅官僚资产阶级捞了一笔，还产生了一大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和食利者寄生虫等。
中修材料供认：
计划外物资的交易合法化衍生出“官倒”现象，并使原有计划生产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由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通过权力获得计划资源，拿到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成为让群众强烈不满的“官倒”。1988年，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是每吨700元，市场价格是1800元。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不愿按计划合同供货，即使签了合同也以各种借口不履行，而是尽可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下游企业则必须支付额外的补偿才能得到计划供货。
中修在官倒盛行时，疯狂叫嚷“反腐”。然而，中修是不会自己反对自己的。所谓“反腐”，无非是中修内部的利益斗争。
中修黑“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坚决惩治“官倒”》是这样叫喊的：
“有色金属倒，黑色金属也倒，木材、农药、化肥、汽车、彩电、冰箱……什么东西紧俏，他们就倒什么，什么东西钱来得容易、来得多，他们就倒什么。直倒得物价腾飞、市场动荡……要真正拿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勇气来。小‘官倒’敢治，大‘官倒’也敢办它。”
然而，无数的事实，映证了修正主义集团“反腐”的虚伪实质。我们就举“康华公司”这个典型，来看看中修的反动本性。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是1988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公司，派生自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现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前身是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由邓朴方（邓小平儿子）建立的康华公司。
“康华公司”及其母体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头子，邓朴方手下的管理人员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中下层管理干部也百分之百是凭关系进来的。无论是小康华时期还是大康华时期，总公司、二级公司和外地分公司使用了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撵下台的干部和退居二线的高干（国务院部委司局长以上的干部，地方副市长以上的干部），以及当时的现行高干子弟。（邓朴方是董事长，王鲁光（王树声之子）任副董事长，俞正声（黄敬之子）任总经理。）因此这个公司能量惊人，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康华的一杯羹，国务院有什么部委，康华就有什么公司，有些部委撤消精简下来的公司，康华都捷足先登收入旗下。
很多从国家部委到康华任职的干部，都把生意做回了原系统。如石油部出来的，在康华继续干石油生意。跑陈幕华那里公关，建起了康华自己的金融机构和租赁公司。最后连保险业和民航业都想干。（被国务院制止了）。还想在山东和日本合资一家相当于宝钢规模的钢铁公司。（冶金工业部认为不妥，才罢休。）
康华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它就是一个专门搞官倒的公司。“康华”在顶盛时已拥有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惊人地“兴旺发达”，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买倒卖，包括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偷税漏税。
由于受到群众的压力，康华公司于1990年被裁撤。但是，高干子弟们已经又捞了一笔。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越发兴旺发达了。（邓朴方、王鲁光、俞正声几个罪犯此后不断高升）
官倒等一切现象证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极度混乱的。中国的复辟进程是极为剧烈的。邓小平反革命集团推行白色恐怖，使他们的复辟行径得以实现。而他们的复辟行动一旦失去障碍，他们便开始疯狂地将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路线，原因仅仅是这条路线有利于他们自己。
-
利改税
“利改税”是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项政策。“利改税”（国营企业原来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大部分改为征收所得税）的施行，导致国企大量被破产，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创造的财产大量流入官僚资产阶级的口袋。这一切使通货膨胀加剧，使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
中修文章供认：
按利改税第一步改革执行的结果，国家所得占61.8%，企业所得占38.2%（用于生产发展基金、职工集体福利基金和奖金），这就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
也就是说，利改税的实行，使国企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扣除70%左右的盈利，交给国家和工人。当时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 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的综合税率却在 70%-80%。而私企的金主正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使国企破产等方法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可以说，官僚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实行“利改税”等被坏中国生产力的政策，本质上是要混水摸鱼，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大捞一笔。至于未来要怎么办，他们不想管，也管不了。他们读的马列的书不少，不可能不明白他们正在将一条死路贯彻到底。也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明白革命必然到来，明白自己阶级行将接受人民审判的命运，他们才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一切迁往国外，以尽可能地减少他们个人的损失。他们奉行着这样一条原则：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官僚资产阶级的复辟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通货膨胀迅速发展。
中修文章供述：
1983年开始的这次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税制的整个面貌。使我国初步建立了适应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税收制度。
改革（利改税）的结果却出乎意料。第二步利改税出台伊始就立即出现了信贷、投资和消费基金的三重膨胀，并由此引发了政府财政收支的恶化。信贷、投资和消费基金出现了失控状态，并导致了1985年的物价出现了8.8%的上涨。随后，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续22个月下滑，1987年开始出现财政赤字。
利改税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责任制的根本问题。1986年12月, 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 决定停止利改税试行办法，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制度。
-
企业的物质刺激
19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反革命集团为了转移工人的注意，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巩固复辟的政权，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通过一碗红豆汤，使工人阶级出卖长子权。
物质刺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受到了批判。当时的物质刺激的形式是：用“钱”来“刺激”工人、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劳动达到某个标准就发奖金。当时的工人革命派说，物质刺激就是要把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的产业工人，变成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妄图使工人得了奖，忘了党；拿了钱，丢了权。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物质刺激，有些还是工厂管理层为了提高产量所帮的倒忙，那么，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后的物质刺激，就完全是为了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欺骗工人中立，以巩固复辟的政权这个罪恶的目的了。
改革开放后的物质刺激，就是在资辟伊始不顾实际地超发工资和奖金，实行工人子女接班制度等福利政策。而这样做的恶果，就是使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官僚资产阶级并不是真正希望工人阶级能过上好日子的。不过几年，他们便通过各种手段将工人赶出了工厂。而工人阶级也终于尝到了出卖长子权的苦果。
有材料讲：
1984 年职工工资上涨同比增加 19%。80 年底初期的工人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生活真好，我买菜从来不问价格。下了班就整两个卤菜，喝点小酒，神仙日子。”
工资的不顾实际的超发，使财政上的赤字增长，而财政上的赤字增大，却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而这正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
尽管老工人大部分觉得企业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但国家实行了子女顶替制度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策，以替老工人解决下一代青年就业为名让子女顶岗代替，让一批反对改革的老工人离岗退休到二线。全国办理退休制度1225万，其中子女顶替900万，占80％。这个阶段上，家家户户都有失业的，很多工人子女没工作在街上耍，但如果退休，不但自己发全额工资，孩子还有工作，不再当流氓，此外当时乡镇企业大发展，老工人有手艺，退休后再去乡镇企业或去个体户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这是对老工人的收买。
-
中国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恶性疾病永远分不开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了它们不搞通货膨胀就活不下去。搞通货膨胀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的、长期的政策，而且只能越搞越厉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资本主义一步步地在中国复辟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悄然地开始在中国发挥它的作用。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又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198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直接原因是中修政府盲目扩大信用。而之所以信用被盲目扩大，原因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
中修教材是这样供认的：
“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出现经济过热后，国家曾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的供求失衡矛盾，但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仍然没有有效制止通货膨胀，到198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波动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物价急剧上涨。
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43.19亿元，比1984年增加710.1亿元，增长了38.7%，到1988年急剧增加到4496.54亿元。由于工业发展过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旺，使得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1985年到1988年，银行各项贷款平均每年增加1533亿元，增长24.3%，货币投放平均每年增加336亿元，增长28.1%。其中光1988年货币投放新增680亿元。“这一时期，居民的人均收入有了显著增长，使得消费需求的各项指标的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
投资需求的膨胀和货币投放的过多，引起消费品和生产原材料供应紧张，导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由2.8%急剧上升到1988年的18.5%。就1988年来说，1月份零售物价总指数涨幅为9.5%，2月份上升到11.2%，到7月份已提高到19.3%，并造成了一度的抢购和挤兑潮。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秩序势在必行。
对于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党和国家力图探索新路子加以解决。为防止急刹车引起的损失和震动，1985年初，中央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即用比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1985年2月至10月，国务院先后四次召开省长会议，以解决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和信贷规模过大，外汇使用过多以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问题。主要措施是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放。这次“小调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地方和企业投资尤其是非生产性投资、消费基金尤其是集团购买力压不下来，主要压缩的是企业流动资金，引起经济增长“滑坡”，反而影响了 供给。政府不得不适当放宽货币控制。”
可以看到，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恢复企业的利润原则，同时放开市场，企业为了利润，疯狂地无序地扩大再生产，由企业投资造成的社会总需求不断增长，信用不断扩大，致使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产生财政赤字。同时，又给予工人不切实际的工资，搞物质刺激，加剧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最方便的办法是发行纸币或发行国债，而大量发行纸币，纸币没有能代表的产品，导致纸币票面价值贬值，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物价上涨。
1980年代的三次通货膨胀，无不是由于这些原因。
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后果，永远都是富人愈来愈富，穷人越来越穷。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通货膨胀，无不使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无产阶级落得家破人亡。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使官僚资产阶级在“官倒”中赚得更肥了。然而，无产阶级的生活却因为通货膨胀而日益恶化了。
翻开历史数据，我们能看到，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程度高于工资上涨程度，实际工资绝对降低了。从1987年到1988年，物价上升了18%，但是工资从1985年到1990年仅上涨12%。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映证了列宁：“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的论断。
中修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上供认：
“全会要求，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要迅速在全党全国造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
这是中修政府不准上调工资的罪证。它赤裸裸地暴露出，所谓的“治理整顿”，实质是“劫贫济富”。
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是复辟的必然恶果。这次通货膨胀，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生活日益恶化，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欠下了无数血债。而这一切，直接引发了“六四运动”。
-
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专题文章
-
计划与市场的论战
六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关于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论战。
参加这场论战的，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两派。市场派要将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到底，将中国彻底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计划派在资本主义复辟应不应该向前推进的问题上裹足不前，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回到社会主义，而是想回到“前十七年的毛泽东时代”，他们想像原样保留自己的权力，害怕社会制度的变化，害怕他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因此，这两派并没有本质的矛盾。他们的矛盾，仅仅体现在复辟的方法选择上。一旦计划派发现市场派彻底的复辟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便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一窝蜂地转向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了。
-
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复辟倒退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邓小平在这一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方谈话说明，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要将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贯彻到底。
中修材料供认：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文章贺新春。从1991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强调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
第一，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舆论环境下，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第二，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即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等等。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封闭僵化观念。文章提出：“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等，“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第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强调，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这篇文章发出后，立马受到了计划派的反对。邓小平为首的市场派，也旋即进行了反驳。计划派和市场派两伙强盗为了“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吸中国人民的血汗”而内讧起来。
内讧的结果，是市场派赢了。
中修材料供述：
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
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1992年10月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成为了这场内讧的结局。
欢迎加入工农解放社
团结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各组织，寻找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
频道： https://t.me/LiberationLeague
群组： https://t.me/Liberation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