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官僚？
前言：我们所说的官僚，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则只指1976年以前）的干部、官吏，不包含褒贬。常有这样一种庸俗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员主要的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分子，我们所要谈的就是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根据具体的条件去分析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官僚的评价也应该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
所谓官僚，和国家，军队等设施一样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性质而具有不同的，或进步或反动的作用。一概地把所有官僚打为反动分子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我们评价一个人物或集团的反动与否，归根到底是要看他是否阻碍了历史前进，基于此，一个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历史前进，那他就是进步的，反之就是反动的。就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来说，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这个进步的政权，并且推动历史前进是其主要方面，而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免和人民发生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次要方面。毛主席说“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就是说，就其客观作用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要的是与人民利益一致的。
官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私有制还不可能彻底消灭，阶级和分工还没有完全消灭，无产阶级又还没有能力直接组织社会生产，因此还需要一部分专门人才代替人民从事管理工作的时期，从而也就产生了官僚存在的需求和条件。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若是没有官僚，无产阶级政权是一刻也无法维持下去的，因此不分条件地反对任何官僚就像不分条件地反对任何军队一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为军队是私有制的因素就反对无产阶级军队，同样也不能因为官僚是私有制的因素就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因为二者都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为了消灭自己创造条件。我们力求消灭官僚，正如我们力求消灭军队、国家、阶级等私有制的产物一样，但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力求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知道只有消灭了这些设施的存在条件，才能真正把设施本身消灭掉。
因此，任何把社会主义官僚当作敌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主要归于官僚问题的看法都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马列毛主义内部也常常有同志不自觉地抱有这种看法。无政府主义者经常由于其可悲的阶级地位在历史上扮演反动的角色，他们毫无道理的反对一切国家，包括劳动人民用来镇压剥削者和抵抗国外入侵者的无产阶级国家，因而就阻碍了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这种谈官僚色变的看法也正是无政府主义的必然结论。这种看法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而是用抽象的善恶这种唯心主义方法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毫无科学性可言。这种看法就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恶”一样，它将一切暴力不分条件的都定义为“恶”，因此劳动人民反抗剥削者，落后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等一切正义的斗争都成为“恶”了，被剥削者，你只能忍受剥削，被压迫者，你只能忍受压迫！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善恶观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反对这种愚蠢且反动的善恶观，我们总是根据具体条件来判断事物性质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会迷惑我们的同志的双眼，使他们看不清真正的敌人在哪里。
在左派内部影响巨大的北马会编写的《共和国的历程》这本书就包含了这样的错误（但它依然是目前最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类著作，并且功绩巨大），这种错误思想在马列毛主义者内部也是很常见的。这本书中到处用官僚斗争这种庸俗的东西代替和掩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书中虽然也多次提到了路线斗争，却又总是把问题集中于官僚斗争。但是，既然把一切问题都归于官僚问题，既然官僚要为资本主义复辟负主要责任，那就要问：为什么这种官僚之间的斗争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或社会主义的胜利？为什么他们之间的斗争都是建立在政治挂帅与经济挂帅，加强公有制与削弱公有制等问题之上？为什么是这样的复辟而不是那样的复辟？为什么是这样的斗争而不是那样的斗争？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找到导致他们之间斗争的那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理解原理和掌握并运用原理是两回事。对于上面的问题，我们要回答：正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之上，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具体的利益斗争，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主要反映在消灭与助长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之上，一切政治派别、官僚之间的斗争客观上都是这种斗争的反映，无论其是否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一切官僚本质上也只能是其社会条件的产物，他的一切活动、斗争都首先是由那个先于自己存在的社会条件决定的，他看似自由决定，但实则他的一切想法都是由那个社会条件预先制约和决定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只可能赞同或反对消灭某个或所有资产阶级法权（包括利润挂帅，官僚主义等），而不可能赞同或反对井田制与均田制（中国古代的两者土地制度），以及代议制与君主立宪制等非当时的历史条件所提出的问题。他——官僚，就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社会上不同的阶级的利益，哪怕他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其的作用和利益所在。因此，将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原因归于官僚，或认为官僚是敌人的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官僚本质上只是社会主义这个既包含公有制又包含私有制因素的社会的产物，社会存在是本质，官僚是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官僚。恩格斯教导我们，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基础，正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才“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官僚当作孤立悬空的东西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既利用官僚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又积极的改造经济基础和生产组织，自觉地提高无产阶级参与国家管理和组织生产的能力。抓住本质，逐渐地创造消灭分工，进而消灭阶级和官僚的存在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浮于表面，拒绝为消灭官僚创造条件，只会咒骂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官僚，这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华而不实的方法。我们力图从本质上消灭其存在基础，而不是将这些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都打为反动派。
现象是本质的反映和显现，但本质若是离开了现象也不成其为本质，因为本质正是通过现象而成为本质的，本质与现象是不可分的，谁也没有发现过只有本质而无现象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因素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的社会。官僚作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 ，必然的在它自身内部也包含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因素，但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社会主义因素是其主要的方面，他们是值得尊重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公仆；只有一小部分是顽固的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主要敌人正是这些人。既然现象是本质的存在方式，那么很明白，现象当然也属于我们的反对范围，因此毛主席和斯大林通过发动群众监督和逐渐地提高劳动人民参与管理的比例等方式来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在更高的斗争阶段上毛主席指示我们打击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斗争时，总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不忘记如果不消灭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彻底打倒走资派和官僚主义。因此我们即使是在与一小撮走资派进行斗争时，也时刻不忘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最终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
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认为中苏的无产阶级国家都是官僚国家，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在我们马列毛主义着看来，官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已经知道官僚的本质是什么了，也知道如何消除官僚，更明白这些所谓的官僚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人民公仆，一概地反对官僚和一概地反对任何国家一样是极其可笑的。我们丝毫不低估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官僚堕落和变质的可能，更不否认官僚主义等不好的现象的存在，但觉悟的无产阶级明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锻炼成能够完全接手社会管理，在阶级和私有化还没有消灭之前，所谓工人管理，不过是空洞的漂亮话，不过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漂亮词句罢了。斯大林教导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但是总要有个分寸。如果把反对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弄到毁灭国家机关的地步，弄到使国家机关威信扫地的地步，弄到企图把它搞垮的地步，那就是违背列宁主义，那就是忘记我们的机关是苏维埃机关。”而托洛茨基主义正是如此。
社会主义官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主要的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是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有着本质区别的人民公仆，想要消灭官僚，首先应该消灭官僚存在的社会基础。谈官僚色变正如谈国家色变的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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